信用評級業的主權管理，不能成為被忽視的雙邊金融關系管理領域。為充分體現中國的戰略利益，需要盡快明確以央行為信用評級市場的主管部門，以國家核心利益為準繩，整頓被美國評級機構控制的信用評級市場，限定外資機構持股中資信用評級機構的最高比例。同時，通過外交途徑要求美國遵循“對等開放”原則對華開放信用評級市場。

由最初的中美聯合經濟委員會，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機制（SED）、再到當今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S&ED）機制，在過去30年中美金融關系在相互依賴日益深化的過程中，存在著一系列遏制與反遏制、沖突與合作。

在過去中美金融關系共同管理中，美國利用SED和S&ED等高層對話機制，設定議題和籌碼，誘導中國承擔與自身實力不相稱的“國際責任”。一方面，對話機制的定位受美政治勢力干擾多，雙邊金融合作也存在較多分歧，不對等傾向嚴重，中國在雙邊對話處于被動反應的弱勢地位。另一方面，由于中國對信用評級對國家戰略的影響作用缺乏足夠了解，致使國內信用評級業得不到良好扶持發展，同時一些政府管理部門盲目迷信外國技術，在信用評級市場開放上，一直無明確政策法規限制外國機構進入中國評級市場，實際上形成了對美國全面開放中國信用評級市場的局面。信用評級業的主權管理，成為中國被忽視的雙邊金融關系管理領域。

在過去十多年里，掌控了全球95%市場份額的美國三大評級巨頭，把壟斷觸角也伸向了中國。2006年，穆迪收購中誠信49%股權并接管了經營權。2007年，惠譽收購了聯合資信49%的股權并接管經營權；標準普爾也與上海新世紀開始了戰略合作。這樣，目前中國四家全國性的信用評級機構除大公始終堅持民族品牌國際化發展外，其余已經或正在被美國控制，市場份額合計超過三分之二以上。美國評級機構通過對資本市場的控制，有意壓低中國的信用級別，影響了中國政府和企業的國際形象，增大了海外融資成本。

產生于19世紀末的美國信用評級業，一直沒有制度性的準入門檻。從1975年始，美國證交會（SEC）對信用評級機構實行“全國認可的統計評級機構”(NRSRO)制度，以規范評級結論的使用和滿足監管需要。此后，信用評級被廣泛用于證券、銀行、保險、養老金和房地產等領域的監管。在這種以特許權制度形成國外進入者“高門檻”的制度下，美國認可的信用評級機構只有穆迪、標普、惠譽三巨頭，形成事實上美國政府支持的寡頭壟斷。

與中國實際全面開放信用評級市場的情形相反，美國信用評級市場開放度嚴重不足。危機暴發之后，美國又收緊了對外國評級機構進入美國市場的審查。當前全球近200家評級機構中只有10家在美獲得資質，其中包括7家美國本土公司、兩家日本公司、一家加拿大公司；而后三家外國機構進入美國后從未開展業務。最近，中國評級機構“大公國際”依法進入美國評級市場受阻，美國證交會在給予兩次“延期批準”之后，將大公國際的申請列入拒絕程序。

在全球范圍內，由于其他發達國家金融監管部門效仿美國，因而從需求層面上，進一步強化了這種特許權制度的地位，固化了信用評級業的準入障礙，從根本上破壞了世界經濟的均衡發展和國際金融秩序。

由“三大”評級巨頭參與美國主導的“金融戰爭”，在歷史上發生過很多起。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初期，泰國主權信用評級在一夜間被標準普爾下調評級，泰銖匯率應聲下跌，隨后東南亞金融危機進入深化階段。當年，美國美林公司乘機接管了日本第一大證券公司山一證券，就是利用穆迪宣布對山一證券降級，直接導致這家“百年老店”在股價狂跌中倒閉，美林以極小的代價成功進入日本證券市場。

這同今天的希臘、愛爾蘭主權債務引發的歐元危機，幾乎是同一種模式。標準普爾率先向希臘“發難”，將希臘信用展望級別降至負面。隨后，惠譽、穆迪將希臘主權信用評級下調。希臘債務危機終于暴發。其他歐洲國家也迅速成為三大巨頭下調評級的目標。三大評級巨頭先后將葡萄牙、西班牙的主權信用評級下調，歐元因此被打落至4年來的最低點。由此，希臘債務危機開始向歐洲債務危機發展。歐元區危機四伏，資本迅速地從歐洲流出，轉向了美元。

后金融危機時代，中美金融關系管理要解決的問題很多。筆者認為，在信用評級市場上，亟需雙邊金融關系戰略管理。在全面系統反思過去中國雙邊金融關系管理得失的基礎上，我們現在要著重加強中國國際金融戰略利益的規劃研究。不管中美高層對話還是G20峰會，有許多國際談判或雙邊會談，美國等發達國家和俄羅斯、巴西等新興市場國家的戰略利益訴求非常明確而具體，就是要求中國在哪些方面合作。為充分體現中國的戰略利益，我們就得系統地全面研究中國對外金融戰略利益的規劃。比如我們究竟想爭取哪些利益，想要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做哪些事，在國際會議上討論和解決哪些事等等。我們完全可以通過外交途徑要求美國遵循“對等開放”原則對華開放其信用評級市場。

此外，把握當代的主要矛盾，采取多管手段去制衡金融關系。當代的主要矛盾是歐元誕生以來美歐圍繞虛擬經濟利益的貨幣霸權爭奪，并呈現“歐元攻美元守”的態勢。因此，美國除了信用評級手段外，還動用軍事行動等其他多種手段制衡歐元。中國可以動用資源和手段，加強對美的制衡政策研究，可以具體研究與歐元區、東亞、歐佩克國家和金磚國家“聯橫”政策借重的路徑和效果。比如，建立國際公正的信用評級體系。

更具體的，當然是加快國內金融市場的改革發展進程，從速把信用評級市場管理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抓緊《征信法》、《信用評級法》的立法，盡快明確以央行為信用評級市場的主管部門，以國家核心利益為準繩，整頓被美國評級機構控制的信用評級市場，限定外資機構持股中資信用評級機構的最高比例。同時，進一步加強與香港、澳門和臺灣三地的交流合作，自主研發信用評級方法和標準，增強國際話語權。

來自——上海證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