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多項違規行為，陽煤化工遭到地方證監局的處罰，但由于處罰太輕引發市場的熱議。在中國證監會向地方監管部門全面下放行政處罰權的背景下，陽煤化工案再現違規成本低一幕，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惕與反思。

四川證監局的調查結果顯示，陽煤化工通過多份虛假合同將“風險、報酬并未實際轉移出陽煤化工”的相關產品確認為銷售收入和成本，違反《企業會計準則》相關規定，多計收入約42億元，約占陽煤化工2012年銷售收入216億元的19.66%。除了財務造假之外，該上市公司還在內幕交易防控及信息披露不符合規定、關聯方非經營性資金占用、三會運作不規范、對外擔保信息披露不準確等多方面均存在問題。如今年2月22日至25日，陽煤化工連續三個交易日達到漲幅限制。27日其公告稱，“無應披露未披露信息”。其實在25日前，上市公司即擬定了10轉增15的分配預案，并對內幕信息知情人進行了登記。42億元不僅占陽煤化工去年銷售收入的20%，也創下了迄今為止資本市場金額最大的財務造假案。

然而，針對該上市公司諸多嚴重違規行為，四川證監局的處罰無異于“隔靴搔癢”。雖然罰單達4份之多，但上市公司僅僅只是被責令整改、出具警示函、記入誠信檔案，相關高管被出具警示函并被責令培訓等。如此處罰，上市公司及相關高管幾乎沒付出什么違規“成本”，更不用說嚴懲了。

進一步講，地方監管部門的警示函，到底能夠起到“警示”誰的作用呢？一家剛剛借殼成功的公司，即曝出違規的丑聞，一方面再次顯現出借殼上市的弊端，另一方面也凸顯出監管部門將借殼上市的標準由此前的與IPO“趨同”改為“等同”的必要性。

其實，在陽煤化工違規事件中，最應該關注的無疑是違規成本低一幕的再次上演。證監會的數據顯示，今年前10個月，證監會各項主要執法數據均全面超越去年全年水平。如受理各類證券期貨違法違規線索486件，同比增長44%；啟動調查286起，同比增長25%；移送公安機關案件34起，同比增長70%。該數據說明，市場違規行為日益猖獗，而移送公安機關案件的大幅增長，則折射出違法行為的愈演愈烈。事實上，這一切的根源均在于違規成本低。

今年以來，中國證監會開始轉換自己的角色定位，從市場的審核者慢慢向市場的監管者轉變。在對違規行為的處罰上，更是毫不留情，從“萬福生科案”對平安證券的處罰，到光大證券“烏龍指”天文數字的巨額罰單等，既是對違規者的嚴懲，更是在警示市場中的欲鋌而走險者，違規意味著要付出慘重的代價。

但是，中國證監會嚴懲違規者的表率作用并沒有起到上行下效的效果。其實，早在今年7月份，證監會就發布了《關于印發〈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派出機構行政處罰工作規定〉的通知》，決定授予所有派出機構行政處罰權，自今年10月1日起實施。可以說，地方證監局大權在握，但相關部門對陽煤化工的“嚴懲”，卻令人難以“恭維”。退一步講，即使今后證監會還會處罰陽煤化工，地方監管部門僅僅一紙警示函的處罰仍然太輕了。

在行政處罰權下放之后，如何防范日常監管中的地方保護主義，地方監管部門如何更好地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利益，顯然是中國證監會不容回避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