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以來，中國經濟處于周期回落和結構調整的壓力集聚期，這同時體現在經濟總量增長放緩和經濟結構出現調整兩個方面，這使得宏觀政策目標的平衡中，“調結構”與“控風險”的重要性增加。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潛在經濟增長率下移的新階段，如何在“短期經濟增長與長期結構調整”、“轉型升級與保持合理增長速度”間找到“黃金平衡點”是擺在新一屆政府面前的新挑戰。

2013年中國經濟經歷了上半年經濟逐季走弱，以及確定經濟增速“合理區間”之后，國家隨即推出一系列“微刺激”的政策組合穩定市場預期，三季度GDP增速企穩回升至7.8%，創下六個季度以來最高水平。工業、外貿也同步回升，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累計增長9.6%，占中國經濟規模達40%的工業反彈對經濟產出的整體反彈起著重要作用；前9個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長13.5%，1~9月我國外貿出口同比增長8%，增幅同比提高0.6個百分點，各項數據回暖顯示“穩增長”政策顯效。

然而，宏觀經濟回升的基礎并不牢固，內在增長動力不足，國際國內多重因素制約著經濟回升的高度。特別是在邊際效應遞減規律的作用下，擴張性操作的藥效已經有所下降。這意味著，超劑量、大規模的經濟擴張措施，其所能產生的擴張作用也不會達到應有程度。

首先，經濟回升驅動力主要是政府投資驅動為主。1~9月份，固定資產投資名義增長20.2%，較上年同期放緩0.3個百分點，但剔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速同比加快約1.4個百分點。其中，基本建設投資增長24.2%，增幅同比加快11.6個百分點；房地產投資增長19.7%，增幅同比加快4.3個百分點；制造業投資僅增長18.5%，增幅同比放緩5個百分點。

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進一步增強，前三季度資本形成總額對GDP的貢獻率是55.8%，較上年同期提高5.3個百分點，拉動GDP增長4.3個百分點。但問題是政府主導的投資，特別是基礎設施投資成分過大，在帶動了2012年第四季度的經濟反彈之后，基礎設施投資高速增長延續到了2013年的前三個季度，高達近25%的增速已經是自2010年來的最高值。與制造業投資不同，高速的基礎設施投資并不可持續，新的強勁增長動力尚待形成。

其次，產能周期制約著經濟復蘇的可持續性。從產能周期角度來看，目前中國正在消化2010~2011年大規模投資釋放的產能。我國24個重要工業行業中有19個出現不同程度的產能過剩，鋼鐵、水泥等重工業行業產能過剩都比較嚴重。2012年，我國產能利用率為57.8%，產能消化將大大影響工業生產和經濟復蘇的可持續性。

再者，發達經濟體復蘇給中國增長前景帶來壓力。中國經濟外部環境發生了深刻變化，中國經濟復蘇或滯后于發達經濟體系復蘇。今年以來，發達經濟體經濟復蘇動能普遍增強，對中國形成新挑戰：一是由于2010年以來，全球經濟再平衡啟動，主要發達經濟體率先啟動新一輪經濟結構調整，私人/公共部門“去杠桿化”和制造業“再工業化”等結構性調整措施效果初顯。二是發達國家掀起一輪自貿區談判潮，TPP、TTIP等高標準自貿協定，各國傾向于通過保護本土企業，爭奪有限市場份額，大打貿易保護牌，貿易保護主義形勢依然嚴峻。三是發達經濟體延續低利率和擴張性貨幣政策，超額流動性前所未有，自2012年5月以來，全球M2貨幣供應量迄今為止已經增加3萬億美元左右，增長了4.6%，而隨著美聯儲可能在明年啟動退出量化寬松，跨境資金“大進大出”將加大中國經濟復蘇進程、貨幣政策操作以及結構轉型的壓力。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整體改革方案將影響未來至少10年的中國。但筆者認為，除了全面深化改革之外，新階段需要創新經濟治理框架，從需求管理轉向供給管理，這是取得“短期與長期”，“周期與結構”之間“黃金平衡點”的關鍵。

中國經濟增長仍有較大潛力可挖掘。未來5年，中國需以大力提高投資效率為中心，著手以下幾個方面改革：一是進一步深化投資體制改革，取消和下放投資審批事項，打破條塊分割、市場分割、切實保障企業和個人投資自主權，加快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釋放市場投資主體活力。

二是推進融資渠道市場化，為企業投資提供有效的資金支持。通過發展股票市場、債券市場等直接融資方式提高全社會融資效率。

三是提高政府投資效率，發揮政府投資對技術創新和科技研發的重要推動作用。通過政府投資的宏觀導向作用，在基礎研究和產業發展的共性技術領域加大研發活動的資金支持，鼓勵官產學研金共建創新聯盟，促進技術創新、人力資本積累和企業設備投資改造。

四是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深入貫徹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精神，拓寬民間投資的領域和范圍，促進民間投資更多進入社會公共服務、基礎設施投資等領域，提高社會資金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