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資金的流向，往往表明了CPI統計的缺陷所在，而銀行存款利率與民間實質利率的懸殊，則必然會驅動民間資金進入各色市場進行保值投資（或投機）。

11月20日，央行副行長胡曉煉在“財經年會：2014預測與戰略”上表示，將從三步推進利率市場化工作：一是通過發行大額存單方式逐步提高金融機構負債產品的定價程度；二是建立中央銀行利率調控體系，逐步推動貨幣政策調控由數量型向價格型調控轉變；三是調整成熟時，擇機放開存款利率管制。

放開存款利率管制，是符合本屆三中全會經濟體制改革方向指引的，更是利率市場化的大勢所趨。在去年央行兩次調整利率浮動空間、并于今年7月全面放開貸款利率管制后，可以說，“放開存款利率管制”已經成為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最后一環。

但是，放開存款利率管制不可能一蹴而就，保守估計至少也需要5年左右時間。因為在存款保險制度仍未明晰之下，倉促放開存款利率管制拉高商業銀行運營成本，極可能會對我國銀行業帶來巨大的不穩定。這就意味著，在存款利率管理放開之前，在我國貨幣市場的游戲規則下，普遍民眾（儲戶）仍將是被動群體，仍將遭受一定期限政策性的“利差掠奪”。

這種政策性的“利差掠奪”有必要改變，盡管這是遲來的公平——自2003年銀行業改制之后，我國貨幣市場政策，一直傾向于通過“利差壟斷”維護商業銀行以及信貸融資方的利益，而過于忽視儲戶的利益，即使去年將存款利率上限調整為1.1倍后，與同期貸款利率下限從0.9倍陸續下調至0.8倍、0.7倍、乃至今年7月完全放開貸款利率管制相比，儲戶與商業銀行和信貸融資方利益倒置的現象，仍然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改變。

改變這種政策性的“利差掠奪”，可以借鑒當年的保值儲蓄政策。盡管，“保值儲蓄”啟動的前提，一般認為是存在惡性通脹，如1988年-1989年以及1993-1995年，面對其時高達14%-24%區間的惡性通脹，央行通過實施保值儲蓄政策維護儲戶的利益。

這種惡性通脹的局面，當下貌似已不存在，甚至去年2月我國持續近兩年的負利率年代亦已“轉負為正”�？墒牵�在我國CPI統計權重過于忽視居住和服務的情況下，我國真實通脹水平很可能遠高于統計局得出的CPI指數。如此推斷，雖然沒有翔實數據進行直接論證，但通過歷年來我國民間資金瘋狂涌入樓市以及近兩年來熱衷于各色理財產品，亦可以間接感知。因為，民間資金的流向，往往表明了CPI統計的缺陷所在，而銀行存款利率與民間實質利率的懸殊，則必然會驅動民間資金進入各色市場進行保值投資（或投機）。

所以，在“放開存款利率管制”之前，重啟“保值儲蓄”政策未嘗不可，如此，既能給一直遭受“利差掠奪”的儲戶以遲來的公平，更能起到倒逼商業銀行轉變運營模式之效，從而為未來全面放開存款利率管制拓寬政策實施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