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2008年、2009年、2010年浙江省(含寧波市)政府性債務余額分別為2792億元、4579億元和5877.78億元，年增1000億元以上。

2013年，浙江公布將在5年重點推進1000個以上省重大項目建設，帶動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超過10萬億元。這樣的固投目標，對于浙江這樣的民營經濟大省來說，史無前例。

與此同時，地方財政收入面臨困境、地方債更是日益加重，浙江也不例外。自8月1日起，一場審計署全國性的針對中央、省、市、縣、鄉五級政府債務審計工作正式展開。

本報獲得的浙江省方面官方數據顯示，2008年、2009年、2010年浙江省(含寧波市)政府性債務余額分別為2792億元、4579億元和5877.78億元，年增1000億元以上。

更突出的問題是，2008年以后，地方政府性債務普遍都從省一級開始下沉到市縣級，市縣級債務比例明顯提高，就百強縣而言，主要分布于沿海地區，具體到浙江，則以27個縣市高居榜首。

浙江省審計系統相關人士也向本報記者證實，債務已經大量延伸到鄉鎮一級，“這一輪的審查，我們派了專門的調研組深入到市、縣、鄉政府性債務進行徹底摸底和測評。”

多名受訪專家向本報表示，現在的問題是地方政府自己都不清楚當地的債務情況，但他們判斷規模不會小，基本超過合理的融資范圍，“但政府手上有資產，還債能力是有的。”

在這一輪審計署牽頭的全國審計中，外界普遍認為中央此番是希望通過審計摸清地方政府性債務，再通過合規的渠道加大融資，推進城鎮化，“為城鎮化服務”，而處于沿海的浙江的城鎮化首當其沖。

浙江地方債年增1000億以上

本報記者獲得了浙江省地方政府性債務公開的數據，不過有詳細數據的僅有2008年、2009年、2010年三年。

根據《浙江省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關于全省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情況的調研報告》(下稱《報告》)，2009年浙江省(含寧波市)政府性債務余額為4579億元。

官方信息進一步顯示，浙江2008年政府性債務余額分別為2792億元；2010年，浙江地方政府性債務總額為5877.78億元，增長率分別為64.01%、28.35%。

然而，關于2011年和2012年等近兩年的數據情況，浙江省審計廳、浙江省人大等相關部門都拒絕回應。

本報記者了解到，當地有部門表示領導明確下令，目前有關地方政府性債務情況一律不對外宣傳，“其實并不是保密，而是確實不掌握這方面數據。”

不過這個數據或“馬上就有了”，本報了解到，浙江已下派11個組到11個地市，再抽調下面地市審計系統的人員，正對地方政府性債務進行審計調查，大約9月底會出數據。

但目前的數據顯示，浙江部分地區地方債負債水平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以省會杭州為例，2010年的官方數據顯示，杭州市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達836.84億元，占87.08%，遠高于全國62.62%的總體比例；同時，明確以土地出讓收入作為償債來源的占81.73%，遠高于全國23.8%的水平。

不過，浙江省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潘毅剛則指出：“總體來說，杭州畢竟是省會城市，地方融資的合規度比較高，優質資產比較多。”

他提醒說，如今浙江地方債務已經下沉至縣、鄉、鎮一級，尤其是百強縣的政府性債務尤為明顯。

據不完全統計，百強縣中至今已有71個縣市通過融資平臺發行138只債券，融資總計1483.8億元。其中浙江省排第二，緊隨江蘇之后，累計發行40只債券，融資454億元。

除了城投債，信托是百強縣再融資的重要渠道，據媒體統計，百強縣中已有33個縣市通過信托渠道融資，至少有120個信托項目存續，融資金額超225億元。

多個百強縣因此而聞名，如浙江湖州長興縣，其通過中信信托、中融信托、中投信托等發行信托產品15款，募得資金超24.23億元，占城投債近70%。

以海寧市為例，該市存續了5只債券，融資62億元，當地的海寧市資產經營公司，2009年以來四年內發行三次公司債，共募集37億元。據媒體報道，該公司一年期內到期的非流動性負債從1.88億元增長至4.2億元，資產負債率已上升至54.33%。

隱形債務規模難查

接近浙江省審計廳人士告訴本報記者，由于土地金貴且近兩年受宏觀政策影響，杭州、溫州的償債能力變動較大，“現在各個系統都對數據保密，就我所知，數據比較恐怖。”

杭州只是浙江省地方債的縮影，事實上，盡管沒有公開資料顯示近兩年浙江省地方政府性債務情況，但浙江省湖州市的一份詳細數據或能說明一二。

根據官方數據，截至2009年8月31日，湖州市舉借政府性債務的市級部門13個，債務余額為122.44億元(不包括體制改革遺留債務

數據顯示，2007年、2008年湖州市債務余額分別為73.52億元、82.34億元；根據預測，2009年、2010年、2011年、2012年湖州市債務余額分別為135.51億元、168.62億元、202.20億元、210.75億元，2012年末債務余額與當年財政收入相當。

據此，2008-2012年當地債務余額的增長幅度分別為11.99%、64.57%、24.43%、19.91%、4.23%，年平均增長率為23.4%。

而湖州市級可支配財力2007年為31.2億元，預測到2012年可能到達38.3億元，實際增長22.8%，年平均增長率僅為4.2%，債務的增長已經大大超過可支配財力的增長。

和浙江省層面數據共同的一個趨勢是，2009年、2010年的債務上升幅度特別高，原因正如各級政府反復強調的，2008年金融危機時，國家提出四萬億投資計劃保經濟增長，大量地方政府通過融資平臺公司上馬了大量的項目所致。

不過，這不是最緊要的，正如多名財稅專家所說，現實中隱性舉債大量存在，事實上每個地方政府都在舉債，從省到市、縣、鄉、鎮，這讓不少業界人士感到擔憂。

市、縣級通常會通過投融資公司來實現，但鄉鎮一級“舉債手段更隱蔽”，“比如鄉鎮集資辦學校，通過后期收費來還債，但是停止收費后形成的債務，最后還是政府兜底。”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李金珊指出。

而事實上，這些債務并不在官方的地方政府債務的統計范圍內，都是隱性債務。

盡管指出“債務風險總體可控”，但浙江省審計廳廳長陳榮高曾指出，審計也發現了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部分地方債務管理制度執行不夠到位，融資平臺公司運營困難；違規擔保和違規取得債務資金等方面。

根據官方數據，浙江省承擔政府債務的融資平臺公司759家，其中有609家2010年度虧損或無利潤。截至2010年末，政府債務中向個人集資和其他單位借款8.59億元。

這點債務對浙江而言并不嚴重，“嚴重的是隱性債務有多少，政府都不清楚。”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胡怡健指出。

新一輪投資沖動：地方債不能承受之重？

債務不斷增長的同時，地方投資驅動卻絲毫不減熱情。

在十八大報告將“新型城鎮化”明確為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后，各界顯然達成共識，城鎮化將在擴大內需的同時，成為帶動投資增長的“新引擎”。

就浙江而言，早在2012年底省發改委就公布了2013年的投資目標：全社會投資總量突破2萬億元。

為此，浙江省專門成立了由省領導任組長的“擴大有效投資重大項目推進協調小組”，同時要求建立省、市、縣(市、區)領導聯系“411”省重大項目的制度。

這一計劃一公布，旋即引發各地強烈的投資沖動。在金華永康，當地有8個項目被列入“411”重大項目，總投資額為162.49億元，2013年計劃投資20.43億元。

潘毅剛表示，隨著這一輪的新型城鎮化，政府債務融資會越發擴大，政府負債率上升是必然，“依托基礎設施大規模更新促進經濟增長，是中國經濟發展不可避免的。”

就現有手段而言，地方政府主要通過財政收入增長、引入民間資本、城鎮化過程中土地收益的不斷增值、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與銀行間的金融拆借等手段。

尤受地方政府和專家推崇的是，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下，引導和鼓勵民間投資進入政府性投資領域，促進政府投資項目融資方式的多樣化。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曾強調，逐漸用分散化的投資增量來沖稀原來相對固化、有很大風險的存量負債，這將比政府直接融資的風險小得多。

眼下在浙江溫州、義烏等地，已有相關實踐。

以溫州130多公里的市域S1線為例，當地通過成立公司一個月向社會募集15億資金，主要是個人投入，收益率6%，一年后可退出，“但失敗之處在于沒有民營企業、機構的參與。”潘毅剛指出。

湖州市委一常委告訴本報記者，中央政府重點投入扶持的項目，盡管首先要爭取中央財政資金的支持，但非常有限。

他也認為，對于能夠產生現金流回報的基礎設施和市政公共服務設施項目，都應該鼓勵吸引民間資本大量進入。

上述湖州市委常委擔憂的是，大量的地方債，不是投資在基礎設施方面，而是進入了投在房地產資本運營等投資性行業。

地方進入還債高峰期：債務風險加大

如此大規模的投資的同時卻面臨著另外一個窘境：以前借的地方債現在進入還款高峰期。

各地大量的地方債也需要資金填入，截至去年年底，銀行貸款占地方政府債務的78%。根據國家審計署披露的信息顯示，約有53%的地方債務將于2013年底前到期。

2011年，審計署審計了1979年以來到2010年底，全國31個省市區的地方政府性債務。截至2010年底，中國政府性債務已達到10.72萬億元，其中約有11.37%需要在2013年償還，合計1.2萬億元。

浙江省2013年財政預算報告指出，“地方政府性債務進入還貸高峰期，一些市縣財政資金調度的壓力較大。”

據人民銀行杭州中心支持統計，2010年浙江省銀行貸款占比高達85%，而通過發行債券、上級財政轉貸等途徑籌措的資金非常有限。

浙江省人大財經委相關人士在接受本報采訪時則強調，由于銀行貸款是浙江省政府融資平臺公司融資的主要方式，其成本較高，且易受國家宏觀政策影響，“在國家采取緊縮政策時，債務風險就會加大。”

由于進入還款高峰期，債務風險大增，不僅如此，目前的融資平臺狀況混亂，“有些是合法的，有些是踩紅線，還有些甚至就是違法。”這也直接導致風險加大。

前幾年政府大量出讓土地，整體經濟高速增長，風險沒有爆發出來，但是隨著這輪財政收入銳減，經濟下滑，風險逐漸顯現。

6月27日，審計署審計長劉家義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報告時，曾強調目前地方債存在個別地方政府債臺高筑、資不抵債、違規融資變相集資等問題。

會計師事務所信永中和董事長張克表示，他最初不覺得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券有什么問題，但進行了解后發現，較小的城鎮借助投資實體發行債券是輕松的融資渠道，風險有不斷加大的趨勢。

尤其是在此集中兌付期，恰遇經濟下行的大環境。

上半年各地的財政數據顯示，地方財政收入增幅出現不同程度的下滑，受營改增、審批權取消、中央轉移支付壓縮等影響，各省可支配的資金減少，而地方民生支出只增不減，地方財政收支矛盾加劇。

以浙江為例，今年將要新增支出200多億元，安徽、青海、江西等地財政支出均出現加碼。

此外，各地政府將土地出讓收入金成為還款的主要來源。以2010年為例，浙江省地方政府性債務5877億元，而當年浙江土地金是4016.3億元。

在房地產宏觀調控的延續下，土地出讓收入受限或將導致政府償債能力下降，“外加國家對BOT也正在規范中，最可控的方式還是通過地方融資平臺。”潘毅剛指出，如今有不少地區希望建設類似溫州的八大融資平臺。

“除了個別百強縣，現在地方財政都捉襟見肘，尤其是房地產調控后，對地方融資形成巨大沖擊。”上述接近浙江省審計廳人士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