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劍平：上半年經濟增長水平低于預期，主要原因是資金要素價格的扭曲，即匯率和利率波動對實體經濟不利。穩增長的壓力并沒有想象的那么大。

馬曉河：對下半年經濟走勢總的看法是謹慎樂觀。當前，經濟增長上行存在動力不足的問題，最大的問題是流動性無法通過產業鏈有效傳遞到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

陳道富：我國的金融市場已到了調整的臨界點，有必要主動推動國內的去杠桿過程，及時釋放金融和經濟風險。

賈康：邁過中等收入陷阱這個坎，需要憂患意識、危機意識，需要釋放改革紅利。

證券時報記者鄭曉波尹振茂賈壯許巖

新一屆政府首份經濟半年報昨日出爐。面對錯綜復雜多變的國內外環境，上半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長7.6%，其中，一季度增長7.7%，二季度增長7.5%。這一數據顯示，中國經濟增速正在放緩。

如何看待上半年經濟走勢，經濟增速回落意味著什么？全年7.5%的經濟增長目標能否實現？今年以來，一系列旨在“轉方式、調結構”的政策措施出臺，能否解決中國經濟長期積累的問題？中國經濟會不會陷入一輪新的危機？下半年，在經濟增長“保下限”的基調下，決策層會采取什么樣的政策措施為中國經濟保駕護航？帶著上述問題，記者采訪了證券時報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國家信息中心首席分析師范劍平、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綜合研究室主任陳道富。

經濟增速低于預期

結構調整壓力凸顯

證券時報記者：國家統計局昨日公布了上半年經濟運行數據。您如何看待這些數據，與您年初預期是否有差距，導致差距的原因是什么？

陳道富：去年底預計今年的經濟形勢可能與去年差不多或略差一些。預計經濟上半年可能仍會延續去年底的弱回升態勢，三季度后才可能出現下行。但實際的情況是，經濟從一季度開始就出現了下行。主要原因：一是在收入下降和一些短期因素的影響下，消費市場出現超預期的下降。二是基礎設施投資的回升力度弱于預期，制造業下滑速度略高于預期。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不足，受資金和結構轉型等因素影響，換屆推動的基礎設施等投資拉動效應較小。

賈康：今年二季度經濟增速低于一季度，經濟存在下行壓力。這和年初的預期有些差距，主要原因還是我國經濟仍處在結構調整過程中，也就是說，當經濟增長到一定階段，結構問題就逐漸顯現出來。我國結構調整雖然提了很多年，但過去沒有得到很有效的調整。經濟發展到目前階段，隨著人力成本上升、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加上我國經濟增長依賴的投資效益遞減，多種下行因素綜合在一起，就出現了當前經濟的低速增長。

范劍平：上半年經濟增長水平低于預期，主要原因是資金要素價格的扭曲，即匯率和利率波動對實體經濟不利，政策沒有及時調整。首先，匯率的過度升值傷害了真實貿易活動。實體經濟受匯率升值傷害最嚴重的是沿海外貿型中小企業。其次，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不計成本的融資行為抬高了利率，成為資金市場秩序破壞者。今年以來，貨幣信用總量擴張快，但實際利率高，且在不同部門間分化：房價上漲預期導致房地產實際利率為負，地方融資平臺對利率不敏感，二者的融資需求限制了市場利率下行，而制造業企業在如此高的資金成本面前沒有投資意愿，產能過剩行業也不應該進一步投資，出現制造業投資下滑。

馬曉河：上半年的數據出乎大多數人的意料。去年6月份之后國家紛紛采取包括貨幣政策、投資政策、消費政策等刺激經濟，國際上各大經濟體也通過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增長，很多人因此認為經濟形勢會開始向上走。

但近期公布的數據顯示進出口出現負增長、投資增長較慢、消費增長低于上年，這些都是預料之外。只是到了今年第二季度之后，許多人的認識開始有所轉變，認為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在增大。

出現這種情況有幾方面因素。首先是國際環境的影響，盡管美歐日各大經濟體紛紛刺激經濟，但是經濟增長并沒有人們想象中恢復得那么快，國際市場需求的增長就不會那么快，從而影響了中國的出口增長，進而通過貿易的傳遞乘數關系影響經濟增長。

此外，還有一點被很多人忽視了。在這次國際金融危機中，許多發展中國家開始在供給鏈條上替代中國，從而導致中國產品的出口更加困難。國際市場的需求本來就不旺盛，世界發達國家溫和復蘇，由溫和復蘇產生的有限需求，并不是全部讓中國拿走了，而是在某種程度上被其他發展中國家替代了。如越南、柬埔寨、印度、印尼、孟加拉、斯里蘭卡等都在用低成本發展與中國相同的產業和產品，并向發達國家出口。這種供給替代主要集中在一些中低端產業，由此導致中國這些產業的出口增長不會太快，甚至出現負增長。

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

加大政府權力制衡力度

證券時報記者：新一屆中央政府組建以來，針對當前經濟運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明確了深化改革的指導思想，并提出了包括行政財稅金融改革在內的一些思路和措施。如何看待這些思路和措施？能否有效解決當前經濟運行中的問題？

馬曉河：5月24日國務院批轉了國家發改委《關于2013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意見的通知》，中央試圖通過一系列的改革解決諸多問題，這些改革如果能在短期內落實到位，會對下一步的經濟增長有幫助，會為下一步的經濟增長積累改革紅利，創造新增長的制度條件。

陳道富：我國當前的改革正在沿著積極的方向推進，特別是堅持市場化方向的改革思路。改革有助于解決經濟運行中的深層次問題，但不能解決所有問題。改革是“破壞性創造”，是“有破有立”。只有做好充分的“立”的準備，“破”才是真正的“破”、徹底的“破”，否則總會投鼠忌器。當前的“立”，至少涉及三個方面，必要的內需增長、必要的社會救助等安全網、較為充分的金融風險應對。

改革的關鍵，是重新確立政府和市場的合理關系。市場經濟需要有“法治”基礎，需要政府為市場提供必要的秩序保證，同時也需要政府建立市場化經濟中的調控體系。當前的經濟和金融亂象，與政府的過度干預，并由此產生額外的責任有關。轉型過程，在政策目標較多時，必須使用行政性手段，但這些手段都只是“橋”，過河就要拆橋，否則將帶來更多的扭曲。

范劍平：管住政府是改革首要任務。先將政府投資項目決策權、建設過程監督權、投資效益問責權、包括三公經費在內的財政支出和收入審計問責權交給同級人大，應當讓更多專職年富力強的委員進入人大常委會。對政府權力加大制衡力度。其中，投資項目和財政預算細節公開透明是關鍵。普通民眾應獲得公開透明財政信息的知情權，圍觀就是力量，評頭論足就是輿論監督。

賈康：從宏觀調控角度來講，經濟平穩運行需要各種政策相互配合，即需要所謂綜合的、相互配合的調控措施。這些政策包括財政貨幣政策、產業政策、區域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等。這里面比較關鍵的是一些可操作的經濟杠桿，就是要借助市場力量，在激發活力釋放潛力的基礎上，對民營資本做適當引導。從年度和中長期來看，當前我國最關鍵的是如何實質性地推進改革，這就是現在全社會都十分關注的下半年即將召開的三中全會對下一階段改革的全面設計，這才是真正治本的方略。

全年增長7.5%問題不大

應堅持中性貨幣政策

證券時報記者：您如何看待下半年經濟走勢？您認為下半年該采取怎樣的財政和貨幣政策？

范劍平：穩增長的壓力并沒有想象的那么大。只要增長在下限以上、物價在上限以下，就不要過多考慮速度和就業，要把調結構和促改革作為長期穩增長的立足點。由于國內外環境的變化，各個季度的經濟增速將會在7.5%上下波動，全年會略高于7.5%。

我的政策建議是，當前中國的結構問題是不合理體制的投影，根本出路只有通過體制改革釋放經濟活力，為經濟發展增加新熱點，同時加快淘汰落后產能和限制地方政府投資、制約房地產投資的盲目擴張。加法減法一起做，才能保持經濟平穩。結構問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解決問題決心要堅決，手段要逐步加壓。中國短期仍將會保持穩健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宏觀政策環境將會保持相對穩定，主要是盤活存量；中長期看，改革是主要政策選擇。

賈康：最近，中央領導提到經濟增速底線問題，我個人感覺經濟增長按7.5%的目標來安排是有必要的。不能一下子降到7%，因為需要考慮中國經濟下降過程中還會遇到很多復雜的問題，也就是說適當回落是可以的，但是回落偏快就會產生副作用。所以，按照經驗來說，爭取7.5%的年度增速比較合適，這意味著全年經濟增速可能會在7.5%或者再高一點。這樣才能使大家在穩定預期之后，有條件將更多的注意力聚集到提高經濟增長質量方面。

如果要保住7.5%的底線，當前我國仍然有政策手段和操作空間，但要審慎使用，關鍵是要讓各方面聚焦增長質量。就具體政策而言，下半年，貨幣政策不應該預先強求，而是應該相機抉擇。既然有了增長底線的意識，同時又要強調優化結構，就要充分利用市場機制的作用，其含義就是要相機抉擇貨幣政策，因為經濟運行均衡點不是一個固定狀態，而是一個演變的狀態。財政政策方面，要強調區別對待，也就是所謂的結構對策，即有目的、有區別對待地優化結構，當然大前提是要依靠市場，讓市場起作用。財政需要盤活，還需要相關機制創新加以配合。

陳道富：我認為，下半年應堅持中性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當前的資金市場扭曲現象較為嚴重，大量的金融資源，通過影子銀行系統間接進入地方融資平臺支持的基礎設施投資、過剩產能及房地產領域，推高了市場利率，擠壓了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市場的“擠出”效應較為明顯。貨幣金融領域的放松，并不能有效解決中小企業的資金困局，在實體經濟的激勵約束機制，特別是政府的隱性擔保沒有得到合理管理的環境下，可能還會進一步惡化當前不合理的經濟結構。我國仍應堅持中性的貨幣政策，不輕易降低基準利率，在沒有出現較為明確的資金持續流出的情況下，也不宜輕易降法定存款準備金率。

我國有必要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在當前環境下，我國實際上實行的是緊的財政政策。財政收入增速下降，政府壓縮行政開支，稅收和費用的征收更加嚴格。有必要增加財政赤字，增加國債發行量，以支持必要的經濟建設，特別是關系到未來的一些民生建設，中央財政應承擔更大的責任。

馬曉河：對下半年經濟走勢總的看法是謹慎樂觀，經濟增長將會緩慢上行。但是，今年經濟增長總體上還處于在低谷階段緩慢前行。從趨勢上看，當前中國經濟正處于一個中長周期的增長下行階段與短周期的V形波動相疊加時期。

當前，經濟增長緩慢上行存在動力不足的問題。首先是外需不足，該領域正面臨近幾年來最嚴峻的時刻；其次是中國的實體經濟不景氣，企業困難加大。市場需求不足，產能過剩，成本上升，企業融資難，企業外部服務環境變差。

現在中國最大的問題是流動性無法通過產業鏈有效傳遞到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下半年，宏觀調控要平衡穩增長和調結構的關系。中央繼續執行積極財政政策是正確的，但可以在結構上進一步優化，如能否加大對消費的支持力度，是否可以在支持消費方面進一步出臺一些支持政策。在貨幣政策方面，當前應該保持貨幣中性，適當增加貨幣政策的靈活性，假如中小企業出現流動性緊張，就可以進行結構性調整，對于企業的貸款難和資金緊張，可以利用一些短期流動性調節工具引導信貸向這些企業流入。并對金融機構的理財和信托產品加強監管。防止國有企業、上市公司、大企業將資金依托金融機構通過短期理財和信托產品借給地方融資平臺，擠壓實體經濟融資空間。

下一步金融領域還應該在利率市場化方面向前邁一步，如適當放開利率，放寬存款利率上浮限制，適當放開貸款利率下浮限制。銀行應該減少甚至取消對企業貸款利息之外的費用，如擔保費、信息服務費等，以減輕企業負擔。下半年，改革步伐可以適當加快。

破解房地產調控難題

關鍵點是土地及地方財政

證券時報記者：去年四季度以來，房地產市場火熱，近期很多房地產開發商拿地熱情高漲，地王頻現，土地出讓金也水漲船高。當前您認為破解房地產問題的關鍵點在哪？是否應該出臺更強有力的措施？

賈康：我曾提出房地產中長期必然是個上揚曲線。既然上揚曲線不能改變，那么就必須考慮雙軌統籌，把保障房這塊趕快做好，管理要趕快趕上，讓不能承受價格上揚的低收入人群和夾心層也有居住的地方。這樣一來，房價上漲就不會有那么多的非議。房地產調控歸根結底需要更多依靠市場手段，通過制度建設來使之合理化，這不僅包括社會熱議的房產稅，還包括其他各種稅費的合理化整合，從土地開發到交易到保有，要全套的合理化，房產稅只是其中最難最有爭議的改革事項。

陳道富：看清我國的房地產問題，應該將房地產、土地收入以及與此相關的地方財政、基礎設施建設和影子銀行等作為整體來考慮。房地產問題的核心，是土地問題以及與此相聯系的地方財政問題。土地改變用途的權力以及收益分配問題是一個關鍵，土地收入以及與此相關的地方財權和事權問題、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等是另一個關鍵。表面上看，房地產市場與貨幣相關，是貨幣投放和寬松的媒介。但支持這種貨幣投放的關鍵，卻還是土地收入問題以及由此帶來的政府隱性擔保。部分地方政府為了提高地方融資平臺的融資能力，大量以國有企業方式涉足房地產領域。這構成了自我循環的鏈條。

因此，破解房地產問題的關鍵點是土地以及與此相關的地方財政問題。但貨幣卻是促使這個問題得到解決的關鍵。猶如歐洲市場，表面上是債務和貨幣問題，但本質上卻是歐元區的協調機制以及內在經濟增長動力問題。我國有必要通過一定的市場力量，推動地方財政體制的改革，從而為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提供根本的條件。

馬曉河：我們應該對房地產投資投機性需求進行調控，但房地產調控目標主要是穩定房地產市場，防止市場出現大起大落。這應該從供給和需求兩方面來統籌考慮：第一，從總量上穩定增加供給；第二，從結構上要保障窮人有房子住；第三，利用房地產稅調節市場需求；第四，加快金融體制改革，拓寬社會投資渠道，分流擁擠在房地產領域過多的資金。

金融市場迫近調整臨界點

決策層應該樹立憂患意識

證券時報記者：目前很多經濟學家不看好中國今后的經濟形勢，認為平臺貸款、影子銀行等給銀行系統積聚了太多的風險。您如何看待今后一段時間的經濟形勢？中國會出現所謂的金融或經濟危機嗎？應該如何避免？

馬曉河：中國現在存在潛在的金融風險，地方投資熱造成的地方債務在持續增加，鐵路、公路以及重大基礎設施建設也積累了不少的債務，這些需要引起高度重視。但我認為，同美歐國家相比，我國的債務和國內生產總值比例關系還處健康范圍，只要加強監管，總體可控，不會出現金融危機。

陳道富：我認為，我國的金融市場已到了調整的臨界點。考慮到美國經濟已穩步復蘇，已在考慮逐步退出量化寬松，這將改變國際貨幣環境，留給我國主動調整的時間已不多了。我國有必要主動推動國內的去杠桿過程，及時釋放金融和經濟風險。

在資源已較充分使用的經濟環境中，實體經濟的去杠桿，是建立市場合理激勵約束機制，實現經濟轉型所必需的。金融不再加杠桿，通過行動糾正市場普遍存在的道德風險，則是破壞“僵尸企業”存在條件、啟動實體經濟去杠桿的重要因素。考慮到金融調整具有自我加速的特點，當且僅當實體經濟已進行不可逆的去杠桿，且開始建立起合理的激勵約束機制時，宜大幅度放松貨幣，隔離金融體系中的不良資產，切斷金融系統的自我惡化對實體經濟的不必要損害，使金融系統能正常發揮作用。

為此，我國需要四類政策：一是糾正市場上對政府和央行無限救助的預期，實施中性偏緊的貨幣政策以遏制金融體系的過度擴張。二是需要為實體經濟去杠桿過程的兼并重組、失業救助等提供必要的政策條件。三是為經濟的新增長點、新的投資創造條件。四是要有切斷金融調整的方案以及應對經濟去杠桿過程負面沖擊，包括社會穩定、擴大內需和金融風險化解的預案。這個過程，關鍵是合理引導并調整市場預期，使預期調整和去杠桿過程較為平穩。

賈康：憂患意識、危機意識有其積極意義。如果經濟運行過程中，沒有搶先一步讓改革去對沖，今后經濟發展深層次的矛盾就可能會集中爆發。很多國家過不了中等收入陷阱這個坎就是沒有憂患意識。有學者總結，曾經進入中等收入國家的很多，真正邁過中等收入陷阱這個坎的并不多，更多的是失敗案例。韓國人比較有憂患意識，所以跨過了中等收入這個階段，進入了一個比較發達的狀態。

所以說，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要加快改革。目前，我們還有很多紅利可以利用，比如城鎮化的紅利、創新的紅利、還有社會管理紅利，如果這幾個紅利都能夠釋放出來，那將激發我國經濟長期增長的動力。但是，這需要改革相配套，就是說要通過生產關系的調整，通過改革，才能使城鎮化、創新以及社會管理的紅利真正釋放出來。經過這么多年的發展，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很多矛盾糾纏交織在一起，這就需要強調全面改革的理念，需要頂層規劃，同時鼓勵先行先試、上下互動、全面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