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人民幣在承受美日量化寬松(QE)壓力的同時，5月以來更是遭遇歐、印、澳、韓等經濟體的相繼降息，匯率升值強化了利差擴大，致使套利資金不斷流入。而日元和越南盾的大幅貶值，更是讓中國出口承壓。為此，國內要求人民幣貶值或下調利率的呼聲日益擴大。

的確，年初至5月27日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累計已升值1.72%，而去年全年不過1.03%。外匯占款五個月連續增長，前4個月新增外匯占款達到1.5萬億元，顯著高于2012年的全年增量4946億元。與此同時，今年前4個月貿易順差只有1月份是同比上升，其他三個月同比均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滑。

實際上，本輪人民幣匯率走強和外匯流入始于去年9月中國經濟的起底反彈，而該月又恰逢美國推出QE3，更為日本今年1月下旬啟動的QE政策所強化。匯率升值如果不是因為作為融資貨幣，那只能是經濟增長的反映。美元指數自2011年5月以來總體走強的趨勢，正是美國經濟相對其他西方經濟體好轉的反映，歐元因歐債危機緩解也表現出上述特征。商品貨幣澳元匯率的下跌，反映的正是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和采礦業產能過剩拖累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大跌的趨勢。

正是由于這種上游成本的下降，中國企業在經濟增速放緩的同時反而收獲了利潤增長。1-4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16106.9億元，同比增長11.4%。而上游行業占比較大的國企僅增長2.7%，私營企業則增長17.9%。這無疑降低了調整利率的迫切性，況且利率下調的好處只是無端給了貸款總額占一半以上的國企，對抑制房價和投資沖動絕無好處，對銀行(行情專區)盈利和消化不良貸款都為負面，且與央行年初確定的控制通脹的主目標也不一致。

近半年來日元對美元和人民幣貶值高達25%的日本反而無法收獲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下跌的好處。4月份日本貿易逆差再創新高，正是日元貶值造成日本貿易條件惡化的反映。與此同時，日本主要購買國債的QE相比美國購買MBS的QE正在把貨幣貶值的災難更多的留給政府，也即日本政府高達220%的債務率還將繼續放大。

利用貨幣政策工具推動人民幣貶值乃至擴大雙向波動并非明智，這與央行通過中間價引導升值推動匯率市場化改革的目標也相背離。穩定的匯率預期相對不確定的震蕩對出口商的影響更為正面。剛剛結束的2013年春季廣交會成交金額同比由去年的-13.8%反彈至-1.4%，環比則由-9.3%上升至8.8%，采購商人數同比由-10%反彈至-3%，環比則由-10%反彈至8%左右。而匯率雙向不穩定震蕩的2011年，出口商因無法把握對匯率的預期而不敢接受中長期訂單。

6月底將實施的銀行外匯存貸比頭寸管理盡管有利于緩解人民幣匯率升值壓力，但銀行被迫買進美元的政策需求并不排斥資本流入，兩率市場化前套利損失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