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7年首次要求央企上繳紅利以來，歷時多年后，今年國資委或再次啟動提高央企上繳比例的工作。

昨日(2月28日)，據《21世紀經濟報道》報道，國務院國資委一名官員對該報記者證實，關于提高央企國有資本收益(下稱紅利)上繳比例的研究報告正在征求各方意見，目前尚無是否上調的最終結論。

據財政部一名內部人士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透露，在完成“兩會”換屆以后，再展開具體的工作，并根據相關方案進行調整。

同一天，國資委研究中心一名內部人士也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今年究竟是否普調、比例是按固定還是浮動，截至目前“還沒有一個定論”。

擬分類上調5個百分點

“按整個工作思路來講，(央企上繳紅利比例)今年應該是有所提高的，而且以后還會逐年提高。”上述財政部內部人士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等3月全國“兩會”結束，應該會啟動相關調整工作，但近日內展開調整的可能性很小。原因在于“兩會”期間政府機構面臨調整，各個部委領導班子存在交接的問題，要想展開相關工作不太現實。

今年2月初，國務院批轉的《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提出，將適當提高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上繳比例，“十二五”期間在現有比例上再提高5個百分點左右。

上述國資委研究中心內部人士表示，自2007年以來，央企開始首度上繳紅利，到2011年又做了一次調整，把資源型企業的上繳比例改為15%，一般競爭型企業改成10%，而科研、軍工院所等由原來的不用上繳改成5%的上繳比例。

在這一過程中，財政部曾要求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下屬的企業、農業部直屬的企業等一并納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實施范圍，并上繳紅利，同時包括上繳比例一度提升至20%的中國煙草總公司。

“大體的規劃暫時還沒有成型。”上述國資委研究中心內部人士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從國資委的角度來說，2011年剛剛調整過，在時間周期上并不算很長，但隨著輿論的施壓，也只能是持續進行調整。“現在機構調整的任務比較重，可能影響企業未來的發展，所以還沒有一個定論。”

“浮動比例”暫難實現

“央企也是企業，上繳紅利的問題也就是公司的分紅政策問題，應從股東利益的最大化出發，根據行業和企業的實際情況確定，不宜一刀切。”2月28日，一家央企的董事會秘書聞悉即將調整上繳紅利比例時，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

在今年2月國務院批轉的《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提出之前，相關人士曾表示，目前試行的政策主要缺點是收取比例缺乏靈活性，主要采用固定比例，沒有辦法反映出不同企業在投資機會和發展前景上的差別，并建議未來將比例設定為由固定部分和浮動部分共同組成，浮動部分的權重應該考慮到行業特點，如周期性行業收益變動性大，可變部分就應該越高。

今年紅利上繳比例的調整，是否有希望打破以往的“一刀切”？

上述國資委研究中心內部人士表示，浮動比例的想法很好，但這也牽涉到“信息對稱和溝通成本”的問題。因為浮動比例需要政府與企業一對一談，這既增加了行政成本，也給權力尋租留下了空間。“如何準確把握不同企業、不同行業浮動的比例？是提高3個百分點，還是5個百分點？”上述國資委研究中心內部人士認為，目前采取浮動比例的工作難度比較大，而采取“一刀切”的手法雖然比較粗放，但操作難度較小。不過，根據不同行業、企業的特點展開“浮動比例”征繳紅利，將是“未來的一個方向”。

補血社保基金尚待時日

值得注意的是，《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中的最大亮點之一在于，新增紅利將有一定比例用于社保等民生支出。

上述財政部內部人士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目前央企紅利主要用于兩方面支出：一方面是資本性支出，另一方面是費用性支出，其中主要包括用于央企自主創新和培育發展新興產業、央企重組、央企災后重建、應對金融危機和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等，均尚未涉及支持民生。留下來的大部分利潤則用于擴大再生產、彌補國有資本金投入不足、解決企業歷史負擔、科技創新等方面。該人士直言，央企紅利支出用于社保等民生領域需要一個中長期的過程，短期內實施難度比較大。

該人士認為，從國有資本經濟的收益來看，目前即使把央企所有紅利收入全部用于社保支出，也不一定能徹底解決社保基金的缺口問題。而且社保基金同樣處于政府管轄范圍，如果把紅利用于社保領域，相當于把資金“從政府的一個口袋換到另一個口袋”，這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社保資金匱乏的問題。

若要真正地尋求解決問題之道，當務之急是要把國有資本經濟的攤子做大，讓央企的紅利收入不斷增加，再從中拿出一部分用于社保是可行的。“應盡快啟動全國社保基金預算，未來5~10年全國的需求是多大數額，先做出一個測算，在這種情況下再全面統籌資金，紅利支出用于社保的工作思路才有實施的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