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率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1年的51.27%，年增長1個百分點。從國際經驗看，城鎮化率處于30%-70%時期，是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目前，我國已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我國的城鎮化率剛超過50%，未來幾十年我國最大的發展潛力就在新型城鎮化。

　　我國城鎮化發展階段性特征與內涵

　　城鎮化是指伴隨著經濟增長，由產業結構非農化而引發的生產要素由農村向城市流動和集中，在城市體系不斷升級的同時，農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逐漸與城市接軌、最終實現城鄉一體化的過程。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中國城鎮人口由1978年的1.72億增加到了2011年底的近7億，城鎮化率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1年的51.27%，年增長1個百分點。展望未來，根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城鎮化發展的一般規律以及宏觀經濟發展運行的基本態勢與政策動向，我國將處于城鎮化加速發展階段。

　　1．我國城鎮化發展的階段特征

　　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發展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1978－2000年。隨著我國農村改革的逐步推進，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使農村出現了剩余勞動力，具備了向城鎮部門或者非農業領域轉移的條件，1984年，國家允許農民進城務工政策的出臺，開啟了政府對勞動力流動政策的改革。

　　這段時期，我國探索出一條依托小城鎮的農村城市化道路，有效克服了城市建設資金不足和就業容納能力低的限制，在不利的城市化初始條件下，推動了城鎮化進程的發展。

　　這段時期我國城鎮化特點為：首先是小城鎮優先發展策略，1980年、1989年和2000年，我國政府出臺了多項政策，有意識地向小城鎮傾斜，以保障小城鎮的發展優先權；其次是人口遷移模式的多元化，這一時期的人口遷移趨勢總體上是農業人口向非農產業轉移，但在空間位置上，表現為兩種模式，一種是就地轉移，也就是帶了農村城鎮的擴張或者新的城鎮的產生，另一種是向城市轉移，結果是城市的擴張。

　　從我國的城鎮化進程看，在1988年之前，我國人口流動更多表現為就地轉移，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城市改革的推進，向城鎮集中的農村勞動力逐漸成為主流，并一度造成了壯觀的“民工潮”現象。

　　第二個階段，是2001年至今。隨著黨的十六大和十七大的召開，城鎮化發展模式開始發生重大轉變，與新型工業化道路相匹配，多元化協調型的城鎮化發展模式成為指導城鎮化實踐的重要方針。

　　這一時期的主要特點為：首先，摒棄優先發展小城鎮的傳統理念，強調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協調發展。黨和政府在2001年的“十五”發展規劃中首次對傳統的抑制大城市發展的基調進行了轉變，2002年的十六大報告，2005年的十六屆五中全會，2007年的十七大報告均對我國新時期的城鎮化模式轉換指明了方向。

　　其次，強調以人為本，注重城鎮化建設的全面性、協調性和可持續性。主要體現是，加快讓轉移勞動力在城鎮中活的就業的平等權、城市的居住權和市民的基本權利，弱化傳統的城市就業市場的二元分割制度，同時，城鎮化由粗放型建設模式轉向集約型模型，城鎮化建設開始注重以土地為代表的自然資源的節約型使用以及對環境資源的保護上。

　　2．我國區域城鎮化的布局特征

　　我國的區域城鎮化布局呈現出兩個特點：

　　經濟較發達的地區城鎮化率較高。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為51.27%，表2的左側為超過全國平均水平的省份，右側為低于全國平均的省份，城鎮化率較高的省份主要是由大部分東部地區省份構成，中部地區的經濟較發達的省份如黑龍江、湖北、內蒙古和吉林的城鎮化率也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西部地區僅有一個直轄市重慶市的城鎮化率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

　　從構成的省份看，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相對發達，城鎮化水平普遍較高，城鄉融合的程度也較高，尤其是環渤海地帶、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區顯得更為突出。在中西部地區，城鎮化發展速度相對緩慢，城鎮數量較少，規模較小，城鎮化水平較低，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仍然較為明顯。

　　城鎮化率較高的省份增速較慢。2005－2011年，我國31個省市的城鎮化率平均增速為1.3個百分點。我國城鎮化率最高的上海市年均城鎮化水平僅增長0.04個百分點，北京年均增速為0.52個百分點，城鎮化水平在60%以上的7個省份，只有江蘇省年增速超過2個百分點，其他6個省的城鎮化率增速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中部地區的兩個增速較低的省份吉林省和黑龍江省的城鎮化率也是高于全國水平的；西部地區除了新疆和西藏外，年均增速均超過平均水平。

　　3．我國未來新型城鎮化發展特點

　　過去30年的傳統城鎮化進程，為我國經濟長期高速增長提供了有力的資源保障，伴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的快速發展，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首次超過50%，為51.27%，傳統的城鎮化道路已經不再適合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的需要。

　　新型城鎮化，顧名思義，區別于傳統城鎮化，是指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經濟高效、社會和諧、城鄉互促共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個性鮮明的城鎮化。新型城鎮化更加重視城鎮化質量，強調適度和健康的城鎮化發展速度，其目標指向應是“適度的城鎮化增速”、“投資環境的改善”和“人居環境質量的提升”。

　　與工業化協同發展的城鎮化。新型城鎮化從城鄉分割的現實出發，注重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注重城市公共服務向農村覆蓋、城市時代文明向農村擴散，讓城鎮化的進程成為促進農業增效、農民增收、農村繁榮的過程，以形成城鄉互補、共同發展的良好格局。

　　新型城鎮化必須適應工業化的要求，有效發揮促進工業化的作用，實現工業化與城鎮化相輔相成、互相促進。同時，為農業和農村的發展創造更有利的條件，使落后的二元經濟結構轉變為工業化城鎮化協調推進、城市和農村協調發展的一元化現代化結構。

　　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城鎮化。新型城鎮化與城市生態化相結合，走環境友好的城鎮化道路,走發展和智力同步的道路，按照“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的要求，努力發展低耗經濟、低碳經濟、循環經濟，節能減排，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按照城市標準，對垃圾、污水、噪音等污染物進行達標處理和控制，增加綠地、林地面積，突出城市生態建設，推動城市與自然、人與城市環境和諧相處，建設生態城市。

　　因地制宜、路徑多樣的城鎮化。實現拉動力從傳統工業化帶動到新型工業化的轉變，就是按照資源集約功效利用的要求，注重產業的合理布局與配套集群發展；注重做大做強新型產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注重生產凡是和工藝流程創新升級，推動城鎮向數字域、信息域、智能域、知識域方向發展，促使城鎮地理空間優化、中心城市與衛星城鎮共同繁榮，造就城鎮宜居宜業宜游的環境。

　　轉移勞動力市民化的城鎮化。只有勞動力的非農業化和勞動力的空間轉移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城市化，僅有人口的集聚和產業的優化而沒有生活質量的提升、人居環境的優化也稱不上高質量的城鎮化。要改革城鎮人口社會管理制度，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居住地登記體制，讓外來常住人口在醫療、教育、養老、失業救濟等方面與城市人口享受平等的權利，賦予外來落戶人口以完全的“市民權”。

　　新型城鎮化對經濟社會有全面帶動作用

　　新型城鎮化有三個主要側重點：一是強調城市群引領，并以此作為城鎮化主體形態；二是強調“新四化”同步，注重城鎮化質量；三是強調核心城市輻射，關注中小城市發展。

　1．新型城鎮化建設將創造大量新的投資需求

　　推進城鎮化可以從基礎設施建設和消費品市場擴大兩方面消化大量工業產品。城鎮化不僅僅表現為城鎮空間的擴展，更重要的是表現為人口的集聚和城鎮人口規模的擴大。城鎮化可以增加農民的非農收入，推動服務產業的發展，從而推動產業轉型升級。

　　新型城鎮化一方面將繼續擴大城市數量和規模，另一方面對城市基礎設施提出更高的要求，如道路、給排水、電力、通訊、垃圾和污染物處理等，這些基礎設施建設不僅是為滿足城市人口生活的基本需要，也是為現代消費品進入居民消費領域所準備的基礎條件。

　　推進城鎮化將帶動房地產業建設、基礎設施建設、市政工程建設，直接擴大對第二產業中的冶金、建材、建筑、裝備制造、電子信息等行業的需求。同時還將擴大對房地產、現代物流、設計規劃、咨詢服務、金融保險等第三產業的需求。

　　以上產業都將延伸產業鏈條，產業相關效應明顯，其發展能夠擴大投資需求。由此引發的投資可以消耗大量的鋼鐵、水泥等建筑材料，極大地緩解冶金、建材等行業產能過剩的壓力。

　　2．新型城鎮化發展有利于擴大消費需求

　　經濟增長向國內消費為主的內需轉變，新型城鎮化是未來實現這一轉變的確定性政策取向。城鎮化率的提高能帶來人均國民收入的明顯增長，由此可顯著提高居民購買能力；同時，大量農民進城落戶后，其消費傾向和消費結構將發生變化，不僅會從農產品(5.70,-0.12,-2.06%)生產者轉變為農產品消費者，而且會大量增加工業品消費。

　　新型城鎮化的難點和核心是真正實現農村進城人員從農民到市民的轉變。新型城鎮化把農民變為市民，必然會帶來消費方式的轉變和消費規模的提升，實現經濟的服務化，文化、旅游、休閑、家政、美容等行業的服務水平將不斷提升，享受型消費所占比重必然會不斷提高，進而逐步實現消費結構的升級。

　　3．新型城鎮化發展將極大推動養老產業發展

　　養老服務是養老產業最基本的內容，貫穿于居家養老、社區養老和機構養老等各種養老模式中。目前，我國有1.67億老年人，其中80周歲以上的高齡老人1899萬，失能老人1036萬，半失能老人2123萬，他們都不同程度地需要社會為其提供照料服務，但目前我國城市居家養老服務需求總的滿足率只有15.9%。

　　根據全國老齡辦的測算，目前城市居家養老服務中僅家政服務和護理服務潛在的市場規模已經超過700億元，2010年將增加到1300億元，到2020年將超過5000億元，“十一五”期間每年增加約150億元，2010～2020年每年增加約370億元。同時，養老服務具有很強的就業容納力，按照就業人員與有需求的老年人數1:10的比例計算，到“十二五”末，我國老年人護理服務和生活照料直接新增養老服務就業崗位500萬個，到2020年將達到710萬個。

　　養老機構的建設和發展是養老產業發展的必經階段，也是整體養老服務水平發展的標志，同時具有引領、輻射、帶動全社會養老服務水平的功能，對推動養老產業的發展起到決定性的作用。由養老機構的建設發展而帶動的養老地產的發展是養老產業的重要內容。養老地產的發展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養老機構及配套基礎設施建設所帶動的地產投資；其二，以房養老和房產置換所帶來的城區改造和土地增值。

　　2010年末全國城鄉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約3300萬，其中完全失能老年人1080萬，到“十二五”期末，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將達4000萬人，這些老年人絕大部分需要在養老機構養老。隨著老年人口的不斷增多，對于養老機構的需求必將不斷上升。按照全國老齡委測算的標準，養老機構每張床位的建設成本約為6萬元，則意味著我國目前僅養老床位建設就有1500億～3500億的市場空間，加上醫療機構、康復設施、培訓機構等附帶基礎設施等，養老機構建設投資的市場空間超過4000億。

　　隨著城鎮化的進一步發展，經濟的高速增長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市場規模將不斷擴大。發展以房養老為主要內容的養老地產，一方面，增加了中心城區土地供給，有利于城市的拆遷改造和城市功能的更新完善，另一方面，將房地產轉化為投資消費，增加了養老產品的市場需求。

　　4．新型城鎮化將帶動健康產業快速發展

　　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健康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體現了社會經濟發展的先進程度，健康產業在發達國家已經成為帶動整個國民經濟增長的強大動力，其增加值占GDP比重超過15%，對健康產業的投資一直處于活躍期。

　　受到社會歷史發展因素的影響，我國的現代健康產業起步較晚，根據《世界衛生統計年鑒2009》最新統計資料，2006年我國人均衛生總費用為216美元，在世界衛生組織192個成員國中排名第117位，低于部分中低收入國家，我國衛生總費用占GDP比重在世界衛生組織成員國中也僅排到第139位。當前我國的健康產業僅占國民經濟生產總值的4%～5%，這一指標甚至低于許多發展中國家。

　　“十二五”期間，我國醫療健康產業將迎來發展的機遇期。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國家對醫療健康產業的持續投入以及醫療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推進，將給我國醫療健康產業帶來發展和創新的機遇。2010年我國醫療健康產業投資迅猛增長，60多家企業共獲得60億元的投資，2010年一年的投資總額相當于2007-2009年的投資總和。整個醫療健康產業投資呈現出快速發展態勢，醫療健康產業已經成為最具投資前景的產業之一。

　　隨著城市化、老齡化時代的來臨，我國醫療健康產業將迎來發展機遇期。此外，醫改的持續投入、人口老齡化和居民保健需求增長已經成為醫療設備領域的加速器。“十二五”期間，我國將大力支持國產醫療器械發展。數據顯示，我國醫療設備銷售額持續擴大，近10年來復合增長率為21%，進出口市場也保持高速增長態勢。我國醫療設備與藥品的消費比例為1∶10，而發達國家已經達到1∶1，我國醫療設備領域還存在較大缺口，市場發展空間廣闊。

　　5．新型城鎮化戰略下社會保障領域前景廣闊

　　我國的社會保障支出總量一直相對不足。

　　首先，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國家財政中的社會保障支出雖總量不斷增加，但與GDP的相對增加量基本保持不變。自2000年至2007年，我國的社會保障支出從1517.9億增長至11109.4億，絕對數量有了很大的增長，但由于GDP水平同時在快速增長，社會保障支出占財政比重一直較低，甚至在近兩年出現了小幅下降的趨勢。若將社會保障支出與行政管理支出對比可發現，用于社會保障的財政支出遠遠不及行政管理費用高。并且，這之間的差距在不斷地擴大。

　　我國社會保障支出總量不足這一事實還可通過與其它國家對比發現。我國自2006年起，人均GDP超過了2000美元，已達到了中等以上發展中國家的水平。然而，社會保障支出水平卻遠沒有達到相應的水平。我國當前的社會保障支出水平尚不如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中等以上發展中國家，更不用說是社會保障支出比例高達40的各發達國家了。

　　其次，我國社會保障制度覆蓋面較小。目前而言，我國社會保障的發展水平距離全民覆蓋的目標還有很大差距。盡管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和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人數逐年增加，但是，到2011年底，城鎮基本養老保險的參保職工數只占到城鎮就業人員的58.6%、城鎮基本醫療保險的參保人數僅占城鎮人口的61.7%，并沒有實現“全覆蓋”。

　　在農村地區，除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基本實現了全覆蓋以外，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并沒有在廣大農村地區普遍建立起來。可見，無論在城鎮還是在農村，仍有許多人被排除在社會保障體系之外，目前的社會保障現狀與人人享有社會保障的目標還有較大距離。

　　我國社會保障需求潛力巨大，未來發展前景廣闊。失業保險方面，隨著農民工進程和教育制度改革造成的大學生失業現象加劇，我國失業保險的品種和覆蓋范圍有所擴展，但仍存在著覆蓋范圍窄、規模小、企業和政府負擔比例失衡等問題。

　　大學生失業問題嚴峻。自2003年以來中國大學畢業生人數激增，每年有20%－30%的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出現大批失業現象；農民工所處的勞動力市場技術要求低，就業門檻低，勞動力供給充足，因此失業率高；失業后農民工有一半以上是依靠個人積蓄度過難關，4成通過家庭援助獲取生活保障，而依靠失業補助金的比例不足5%，這說明農民工失業后的生活保障主要表現為自我保障與家庭保障，社會失業保險覆蓋的農民工比例微乎其微，農民工群體對失業保險制度具有強烈的潛在需求。

　　養老保險方面，我國農村養老仍以家庭養老為主，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采取的是農民自愿的原則，即鼓勵具備投保條件的農民參加社會養老保險。因而，農村經濟不發達地區和沒有能力投保的貧困農村居民基本上沒有被覆蓋到。截至2008年底，全國1995個縣，7834萬農民參保，還不到應該參保農民總數的11%。近年來，雖然農村老年人的經濟來源有所變化，社會供養的比例有所提高，但仍然是以家庭養老為主。

　　未來我國養老基金缺口較大。據測算，到2020年，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屆時總人口的比重將超過16.0%。在人均消費水平逐年增長的前提下，隨著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特征的逐步強化，我國的養老保障需求規模將不斷擴大。僅養老保險基金支出一項就從1997年的1251.3億元增長至2008年的7390億元，增長了490.59%；據預測，至2075年，我國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缺口將累計達到9.15萬億元。

　　醫療保障方面，盡管醫療保障覆蓋率較高，但是從醫療費用的負擔情況看，我國遠遠低于同等平均收入水平的國家。無論在城鎮還是農村，有醫療保障的老人家庭醫療負擔都在全自費負擔的65%以下。公費醫療和城鎮醫保的作用最為明顯，有公費醫療的老人家庭醫療負擔低于30%左右；城鎮和農村的有城鎮醫保的家庭醫療負擔分別在30%和45%左右。公費醫療和城鎮醫保支付方式分別為5.38%、5.73%，合作醫療僅為0.94%。隨著年齡增大，醫療保障程度下降，數據表明，農村中75%以上老人沒有任何醫療保障，城鎮中46%以上老人沒有任何醫療保障。

　　一般而言，老齡化、保險制度和新技術的應用是影響醫療需求的三大決定因素。根據中國的老齡化趨勢預測，在醫療服務價格不變的情況下，人口老齡化導致醫療費用負擔每年將以1.54%的速度遞增，未來15年因人口老齡化造成的醫療費用負擔比目前增加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