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確保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根據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的測算，2001至2010這10年GDP年均實際增長10.5%，是新中國成立以來GDP實際增長速度最快的10年。由于2011年GDP已增長9.3%，2012至2020年GDP僅需年均實際增長6.94%即可實現翻一番目標。

　　回顧上一個十年：中國經濟成功實現了持續的高增長；展望下一個十年：全球經濟環境將發生重大變化，原有的發展方式日漸難以為繼，中國經濟增長勢必將進入了一個求量更求質的時代。

　　在貨幣環境方面，若不出意外，2013年上半年，中國的廣義貨幣供應量（M2）將在2012年11月末的約95萬億基礎之上，增長至超過100萬億的規模。若用M2/GDP的指標匡算，中國已接近200%的水平，已位于全球主要經濟體的首位。

　　下一個十年，M2增速即使降至10%，亦將在7年之后的2020年增長至200萬億。200萬億的廣義貨幣供應量對于物價水平而言，將是一種十分嚴峻的考驗。

　　站在M2高達100萬億的臺階上，促增長、穩物價的平衡顯得更難拿捏。更有甚者，中國經濟在容忍較低的增速同時，對增長質量有較高的要求。這些變化意味著，中國的貨幣政策將進入一個新的時代。

　　社會融資規模大視野

　　根據人民銀行的統計，截至2001年12月末，M2余額為15.8萬億元。十年之后的2011年12月末，M2增長至85.2萬億，增長69.4萬億，增幅達到440%。

　　而到了2012年11月末，M2的規模已經增長至95萬億。事實上，最近幾年，中國M2的增速一直保持在14%以上。照此速度計算，M2的規模在2013年突破100萬億是板上釘釘之事。

　　過去的十年，中國M2的快速增長，一方面，與當時持續、大量的國際收支雙順差有關。央行為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不斷被動購入外匯，吐出過量的人民幣基礎貨幣。另一方面，M2的增長也與中國以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結構有關，中國銀行業資產規模已經超過120萬億，在金融業中占比超過90%。

　　貨幣供應量增長是由基礎貨幣、貨幣乘數共同決定。但值得慶幸的是，步入2012年之后，新增外匯占款出現臺階式下降局面，央行被動投放基礎貨幣的局面已大為改觀。

　　“積極推動金融市場協調發展，顯著提高直接融資比重。”一行三會在此前不久公布的《金融業發展和改革“十二五”規劃》中提出，到“十二五”期末，非金融企業直接融資占社會融資規模比重提高至15%以上。

　　事實上，近些年來，社會融資規模概念的提出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信貸目標在整個貨幣政策決策邏輯中的地位。所謂社會融資規模，是一個更廣泛的實體經濟從金融體系中獲得資金的概念，其不僅包括銀行貸款，還包括債券融資、股市融資等其他融資渠道。

　　統計顯示，2012年前11個月，社會融資規模達14.15萬億元，其中人民幣貸款為7.75萬億元，占比55%。這一比例較之10年前的八九成已經大幅度地下降。

　　“合理調控貨幣信貸總量，保持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金融“十二五”規劃還稱，在繼續關注貨幣供應量、新增貸款等傳統中間目標的同時，發揮社會融資規模在貨幣政策制定中的參考作用。

　　更突出價格穩定目標

　　與西方發達國家將穩定物價視為貨幣政策唯一目標不同，中國貨幣政策采取的是多目標制，即經濟增長、物價水平、就業狀況和國際收支平衡，這四項均是貨幣政策的目標。

　　對此，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曾給出解釋：貨幣政策多目標制與中國經濟處于轉軌過程中息息相關。

　　周小川稱，中國經濟在轉軌過程中，貨幣政策要保證經濟指標健康，同時也必須推動改革開放。如果沒有改革開放，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也將始終處于不健全、不健康的狀態。改革一個重要內容是價格改革，如果只關注通脹，任何價格改革容易遭到抵制。

　　從過去10年中國經濟表現來看，央行推行的貨幣政策無疑是成功的。

　　中國的人均GDP由2002年的1135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5432美元；國家外匯儲備從2002年的2864億美元增長至2012年9月底的3.29萬億美元；年均經濟增速達10.7％；中國的經濟總量從世界排名第六位升至第二位。

　　與此同時，CPI也長期控制在合理范圍之內。盡管貨幣供應量M2拾階而上，過去十年，除少數月份CPI超過5%之外，絕大多數月份CPI同比增幅均在5%以內。這要得益于央行通過不斷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發行央票來回收過量流動性。

　　但在貨幣主義者看來，通貨膨脹是一個貨幣現象。在下一個十年，貨幣供應量M2將達到100萬億的規模，這意味著，通脹的壓力將始終高懸在央行頭頂。

　　而對于下一階段的貨幣政策，金融“十二五”規劃在談到完善貨幣政策調控體系時提到，優化貨幣政策目標體系，“更加突出價格穩定目標，關注更廣泛意義的整體價格水平穩定”。

　　其實，一直以來，CPI并未將房地產價格、股票價格等部分資產價格納入其內，盡管多數年份CPI控制在5%以內，但以房地產價格為代表的資產價格，卻一直在大幅上漲。

　　也正因如此，不少學界人士開始呼吁，央行貨幣政策應該更多地考慮資產價格。

　　從全球范圍來看，鮮有央行將資產價格變化納入目標體系，但這些央行卻十分關注資產價格的變化情況。有理由相信，在從對沖過剩流動性中解放出來的央行，將有更多的精力，研究分析資產價格的變化。

　　如果說維持物價穩定、經濟增長等政策目標特點在于短期內相機決策的話，建立健全金融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則是未來十年央行的一項中長期工程。

　　具體來看，框架主要涉及對銀行資本、流動性、杠桿率、撥備等審慎性要求，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流動性和資本的額外要求，會計標準、信用評級、衍生產品交易和清算體系等方面的改革以及“影子銀行”監管等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