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財經國家周刊報道，“80年代曾經有大概十年的時間，社會各階層都處在一種有奔頭，有希望的狀態。就是通過自己的努力奮斗，我可以獲得改善。而今天，社會心態發生了變化。”長期關注社會結構的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郭于華說，如果社會結構固化、機會結構封閉，將造成社會中一部分群體活力的喪失，從而令社會發展陷入停滯。

按照十六大時明確提出的發展目標，中國將在2020年“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現實的情況是，社會利益在各個群體之間的分配，出現了板結固化的趨勢。收入分配不公、民生保障不完善、貧富差距過大，侵蝕著改革的根基，挑戰著建成小康社會的愿景，各種不公平的現象折射出社會利益格局的扭曲。

只有重建利益新格局，改革才能有真正的基礎，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才能找到更大的動力。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激烈博弈

今年3月14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答中外記者問時表示：“在我任職最后一年，政府還將要做幾件困難的事情，第一件事就是要制定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總體方案”。

10月17日，收入分配改革推出了最新時間表：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要在第四季度制定收入分配改革總體方案。公開消息顯示，目前這一方案已起草完畢，并上報國務院。

研究部署推進收入分配改革，幾乎貫穿了本屆政府的任期。2004年國家發改委、人保部、財政部等部門共同啟動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起草工作，并在數年間多次上報、修改。

據《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了解的信息顯示，在多版改革方案中，調整不同性質、規模、行業企業員工收入的既有差距，一直是最敏感的糾結點。在多次修改的收入分配改革征求意見稿中，壟斷企業利潤向中低收入群體轉移，被作為調整不同群體收入差距過大的路徑之一，但無疑牽涉相關利益方的利益調整，在一些問題上形成意見僵持。問題的難點就在于，既得利益者沒有人愿意將已有的利益讓出，而目前處于弱勢的群體自然希望獲得政策調劑，不同的利益方均有各自訴求。

收入分配調整之艱難，是整個利益格局重建的縮影。所謂重建利益格局，就是要通過收入分配格局的合理重建、通過增加民生建設投入，將經濟增長的果實普惠于民，讓資源在社會各群體之間形成一個良性的分配、流動機制。

來自國家發改委的消息顯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基本精神與框架已經明確，即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時，加大財政、稅收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調節作用，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

人保部相關人士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收入分配改革的主要發力方向為“控高”與“提低”。要想真正通過收入分配改革改變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好地改善民生，僅僅依靠二次分配的補充作用是不夠的，而必須將初次分配放在重要位置，通過初次分配盡量達到收入合理增長和提高公平性目標。

如果說收入分配改革是通過初次分配直接還利于民，那么民生改革則是以社會保障體系為平臺，調節社會公共資源的分配秩序。

一系列民生建設對利益分配格局的重新建立，與收入分配改革有著同樣的作用。本屆政府推行的醫療體制改革、教育體制改革，在農村地區推行的新農合、新農保社會保障體系的改革，以及扶貧標準的大幅提高，都是對現有社會資源分配規則的一種重構。

以醫改為例，2009年4月，中央正式啟動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以來，中國基本醫保覆蓋率超過95%，城鄉居民參加三項基本醫保人數超過13億，比3年前增加了1.72億。其中，新農合參保農民超過8.32億人，比3年前增加了1700萬人。中國的全民醫保，編織起了世界上最大一張基本醫療保障網。

進入2012年，醫改繼續向“深水”改革推進，“醫藥分開、管辦分開”等改革措施相繼出臺。6月份衛生部、國務院醫改辦等五部門聯合召開會議，確定18個省的311個縣（市）正式啟動縣級公立醫院改革試點，并逐漸取消“以藥養醫”；7月，公立醫院改革開始向大城市“推近”。北京、上海、深圳相繼試點大型三甲公立醫院破除“藥品加成”。

9月3日，大病醫保制度的推出，商業保險首次被允許進入醫保領域。目前，醫改正按照“管辦分開、醫藥分開”兩個核心任務，開始進入改革實質階段，在“看病難、看病貴”逐步得到緩解的成果中，社會資源分配機制和政府運作模式正在發生實質性的改變。

國企紅利全民共享

國有企業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但針對國企紅利的分配問題，卻一直是近年來爭議不斷的熱點話題。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說，國企改革的一個重點，應該是“關住大龍頭，管住小水流”。

“多年以來，相當一部分壟斷央企和國企收入節節攀升的重要原因，是收入源頭的水太多，也就是在占據了大量社會、經濟資源的條件下，創造的利潤大部分留在企業自身。”蘇海南表示。

所謂關住大龍頭，就是要從源頭上控制國有企業在市場上的一些不正當競爭。在不涉及國家安全、自然壟斷的行業，要避免國企利用國有資本優勢攫取壟斷利潤，讓國企在市場規則的基礎上公平發展，給民企留出發展空間。

分配好國有企業的已得利潤，不斷提高國企紅利上繳比例，是“管住小水流”這一環節的功課。這一環節無異于直接從國企腰包里“掏錢”，一旦得以推進，將促進調節居民收入分配、補充社會保障體系。

對于國有企業來說，不斷提高企業的規模，獲得更多尋租空間，都是國企不愿上繳紅利的原因。

根據《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了解的信息顯示，“十二五”期間，不斷提高央企紅利上繳比例沒有懸念。未來著力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是如何建立國企紅利上繳的規范機制。

一位曾參與《國資法》制定的專家對記者表示，以往每提高一次國企紅利上繳比例，就要經歷一番長期的各方游說，需要和一家一家巨頭企業單獨談判，不僅影響效率，最終確定下來的比例也難以真正保證，是多方討價還價的結果。

李曙光認為，從降低博弈成本的角度，“十二五”期間“應該制定一個各方都能夠達成一致的、提綱挈領的時間表”，從而令政策具有較強的穩固性，通過這種方式，保證國有資本金收益能夠在較長時間內可預期地擴容。

根本解決之道，在于從制度和立法層面規范國企紅利上繳。張文魁認為，首先，要由全國人大將央企紅利上繳納入立法。如果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能夠交由人大審議，那么將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不同利益博弈的空間。此外，他表示還應打通央企子公司-母公司-國資委的利潤上繳路徑，改變現在各家企業一刀切的標準，讓上繳比例的確定更具原則性和靈活性。

除直接上繳紅利之外，目前有越來越多的專家認為，在中國老齡化加劇、社會保障負擔不斷加重的當下，應考慮由國企紅利對社保資金進行補充。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白重恩認為，由國企分紅支持社保，是一個“公平的方案”。

建立利益協商機制

回顧近幾年事關民生與收入分配的各項改革和政策調整，在一定程度上仍停留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層面。往往要等到問題積累到一定程度，特定群體的利益過于集中，抑或嚴重受損時，再將所有希望寄托于某項重要的改革或政策。

例如，金融危機中部分行業國企高管仍然享受巨額薪酬，成為了社會普遍的“紅眼”對象，催生了高管限薪令；富士康“連環跳”事件促使社會關注新生代農民工的利益訴求，在一定程度上倒逼最低工資標準在多地集中調升。

政策調整取得了一定效果，但這樣的改革模式缺乏常態的協調機制，建立在較為高昂的社會成本之上。

任何改革都有其特定的受益方。新的改革措施如果主要針對某一具體問題發力，容易強調一面而忽略其他，造成改革的受益方有可能在政策紅利的長期累積下，成為新的利益群體。此時，社會又將希望寄托于再一次的重大改革或政策。這樣的循環，其背后是整個社會福利的一次次損失。

之所以造成這樣的局面，在于社會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與協調機制。清華大學政治學習教授景躍進認為，中國正處于一個發展轉型期，是一個承受著眾多利益矛盾的社會，在這樣的背景下，構建一個利益協調、協商機制，形成不同利益之間的“和諧”，是當今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之一。

西安交通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王保民認為，應該使利益集團擁有平等的機會和多種的渠道，透明合法地去影響國家的法律政策，使利益集團相互公開平等地進行博弈，各方意見最終在博弈中相互妥協融合，從而達到多元利益的穩固平衡。

具體而言，他指出應從如下幾方面入手：首先應確認利益集團的合法地位，任何利益集團要生存并謀求發展，都必須首先在執政黨領導下的利益整合中獲得承認。并從利益集團及行業組織內部提出自律性的內部規則，提倡自我管理，自我監督，自我規范。

其次，擴大和完善立法表達渠道，在立法的過程中打開多種渠道，使多元利益直接與立法者互動，把他們的訴求納入到立法過程之中，這其中立法游說和立法聽證制度尤為重要。

然后，創造利益集團多元利益博弈環境，為利益集團創造一個公平的博弈環境，并遏制特殊利益集團，扶持弱勢的集團，使多元利益得以均衡表達。

最重要的是，理順政府與利益集團之間的關系，政府在利益集團博弈過程中要促進溝通協商，保持立場中立，推行陽光法案，增加政府活動的透明度顯得尤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