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沿海地區從北向南綿延幾千公里，可以分為北、中、南三個部分。北部沿海地區包括遼寧、河北、天津、山東；中部包括江蘇、上海、浙江；南部包括福建、廣東、廣西、海南。

這三大區域不僅僅是地理位置上的區別，在經濟增長方式上也存在著差異。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姚永玲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說，這三大區域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都有差異。北部以重工業為主，珠三角地區以輕加工業為主，長三角地區綜合發展。

20世紀80年代，中國沿海地區從承接“亞洲四小龍”及發達國家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經濟迅速發展，形成了珠三角、長三角和京津冀等東部沿海發達經濟帶。沿海地區經濟的發展情況在整體上遠遠超過了全國的平均水平，一些發達地區已進入工業化中后期，經濟發展已接近世界新興工業國發達水平。在中國參與到當前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過程當中，沿海地區作為前沿陣地直接受到世界經濟的影響，進而影響和帶動著中西部廣大腹地的發展。

產業西進：

沿海地區經濟結構亟待優化

我國沿海各個地區擁有各自的特點，也有共同的特征：經濟起飛較早，區位條件比較優越，經濟發展速度較快，經濟發展的水平較高，積累的各種矛盾和問題較多，資源和環境的承載力已經難以繼續承載既有的粗放型經濟增長，等等。總體來看，沿海地區需要通過破解體制障礙、調整經濟結構來擺脫資源、環境、人口對經濟長期健康成長的約束。

眾所周知，GDP增長來源有兩個，一是增加資源投入，二是提高資源使用效率，這亦決定了當今世界的兩種經濟發展方式：粗放型增長與集約型增長。中國沿海地區是典型地依靠大量資源投入來實現經濟增長的粗放型經濟區，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資本、土地等自然資源的大量投入。以勞動力為代表的傳統生產要素和以知識技術為代表的現代生產要素在總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相對弱小，造成中國內需、特別是消費內需的中間力量階層長期弱小。

隨著土地、勞動力等要素成本上升，沿海地區一些產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邊際收益下降，產業升級、轉型的壓力和產業轉移要求日益增強，同時中西部地區經過進一步改革開放發展，基礎設施條件得到改善，承接東部和境外產業轉移的能力增強。

2010年8月，國務院出臺《國務院關于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的指導意見》，其中明確指出“當前，國際國內產業分工深刻調整，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步伐加快。中西部地區發揮資源豐富、要素成本低、市場潛力大的優勢，積極承接國內外產業轉移，不僅有利于加速中西部地區新型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促進區域協調發展，而且有利于推動東部沿海地區經濟轉型升級，在全國范圍內優化產業分工格局。”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達區域的部分企業根據區域比較優勢的變化，通過跨區域直接投資，把部分產業的生產轉移到發展中區域進行，從而在產業的空間分布上表現出該產業由發達區域向發展區域轉移的現象，叫做產業轉移。在產業西進的時代，東部沿海地區的產業紛紛向中西部轉移，然而這并非完全是沿著發達地區向發展中地區轉移產業的思路走，而是因為沿海地區的發展遭遇了桎梏，相形之下中西部地區的區位優勢逐漸顯現出來。在發展中西部地區經濟的同時，沿海地區的這些“先行者”們如何進行經濟轉型與升級以完成自身的二次創業，是一個亟待思考與討論的問題。

經濟轉型的內涵相當豐富，包括生產方式的變革、經濟結構的變化、生活方式的改變、價值觀念的變遷、文化因素的影響和對外貿易的增加。總而言之，就是通過體制機制的變革以及經濟結構優化升級，促使經濟與人口、資源與環境協調發展。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的一組2009年的數據，在產業結構上只有上海與海南呈現服務化特征，上海三次產業結構之比為0.8∶39.9∶59.4，海南該比例為27.9∶26.8∶45.3。而其余地區均以第二產業為主導。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成為經濟轉型的核心問題。

環渤海地區：

摒棄粗放增長提升科技含量

北部沿海地區即環渤海地區，除了文首提到的四個省市，北京也往往被納入其中。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在全球生產要素持續“東移”和我國發展重心“北上”的兩大趨勢的共同作用下，環渤海地區成為了我國經濟增長的“第三極”。“十四大”將環渤海地區列為我國開放開發的重點區域之一，有關部門確立了“環渤海經濟區”的概念，對其進行單獨的區域規劃。

環渤海地區有獨特的區位優勢，在國內承東啟西、南聯北開，是溝通東北、西北和華北的重要交通樞紐。對外東臨韓國和日本，北聯俄羅斯遠東地區。擁有京津唐、京滬、京沈、沈大等高速路，還有首都國際機場和其他大小型機場十余個。大大小小四十幾個港口使其在我國進出口貿易中占據重要地位。港口區和工業區分布密集，要素集聚能力強，港口優勢顯著，金融發達。該地區還擁有豐富的海洋、礦產、油氣、煤炭和旅游資源，還是我國重要的小麥、雜糧、棉花、油料和水果生產基地。同時，它還是我國最重要的研發基地和最大的智力密集區，高科技產業發展迅猛。

然而，環渤海經濟區也有自己的桎梏。一體化程度低，區域間合作存在障礙，各區域都有自己的樞紐港口、發展軸和后方腹地；區域內城市重復建設和資源搶奪，影響了區域整體競爭力的提高；缺乏綜合交通體系，交通網絡只有數量優勢，區域間交通資源整合不充分，影響區域間要素的順暢流動；中心城市輻射能力不足，北京的經濟發展水平最高，卻沒能直到很好的輻射帶動作用，五個省市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其他四個省市在發展過程當中以北京為核心，造成產業結構趨同……該區域還有一個更大的特點，就是國有經濟比重大，體制創新滯后，市場資源配置能力不及長三角與珠三角地區。

環渤海地區的經濟轉型具有國際國內雙重戰略意義。對外它承接東北亞技術轉移，對內它是經濟發展的引擎和樞紐。在后經濟危機時代，經濟中心正在向亞太地區轉移，作為東北亞中心的環渤海地區，與韓國、日本隔海相望，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緣優勢，是東北亞經濟合作的基礎和前提。同時，環渤海地區又是我國經濟由東向西、由南向北梯度轉移的板塊。

姚永玲告訴本報記者，環渤海地區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重點在于提高科技含量。“原來的增長方式比較粗放，現在要向精加工轉型，提高產品檔次。”她說，在國外國內的雙重機遇下，環渤海區域面臨著提高內需和提升科技含量的挑戰。

中部沿海地區：

工業生產回落發展高端制造服務業

中部沿海地區自然稟賦優良，經濟實力雄厚，從2003年開始，該區域生產總值在全國GDP總量中占比一直在20％－23％，長年累計吸引外資占全國總量的35％以上。

早在明清時期，中部沿海地區傳統經濟發展就已漸趨成熟。廣大農村商業性農業發展和專業化生產水平提高，造就了全國著名的蠶桑絲織業和棉花棉織業中心。市鎮起到了連接農村的紐帶作用，發展形成了密集的市鎮網絡體系。中部沿海地區作為周圍農副產品和手工業產品的集散地的經濟功能得到進一步發揮，這也成為了中國工業文明的發軔地。

新中國成立后，受計劃經濟體制和國家工業發展戰略重點轉移的影響，中部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步調緩慢。在改革開放初期，盡管江浙經濟發展迅速，形成了著名的“蘇南模式”、“溫州模式”，成為全國經濟發展的樣板，但這是完全的外資經濟，整體經濟實力和競爭力不如珠三角。1992年鄧小平南巡談話提出了高起點、高水平的開發浦東的發展戰略，使上海在中部沿海地區的龍頭和中心城市的地位再次確立，中國沿海地區的主要城市也被國務院確定為沿海經濟開放區，后發優勢得以發揮，區域經濟一體化加速，長三角重新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火車頭。隨著工業化進程深入推進，產品經濟轉變為服務性經濟，專業技術人員階層處于主導地位，標志著中部沿海地區進入工業化中后期。

但是近年來，隨著土地、資源與環境要素成本不斷上升，一些高度依賴資源與環境的產業和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面臨生存困境。工業土地日益減少，能源、資源消耗迅猛增長，供需缺口越來越大，對國外資源的依賴度不斷攀高。資源制約發展的跡象給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這是經濟發展中不得不面對的問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外部沖擊，需求急劇收縮，出口大幅下降，中部沿海地區工業生產快速回落，就業下降。透過這些表象，暴露出中部沿海地區長期以來經濟發展模式積累的結構性矛盾。

姚永玲表示，對長三角來說，制造業的份額應當減少，發展一些服務業，或是在制造業的更高端的部分，如為制造業服務的高端設計、管理等。“目前制造業出口從勞動力上基本已經沒有太多空間，要從高端服務入手，為轉型初期的制造業服務。”姚永玲表示，中部沿海地區的升級要將產業鏈中較為低端的部分向中西部轉移，本身發展高端部分。

南部沿海地區：

勞動力優勢不再創新是著力點

南部沿海地區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區域之一，與東南亞眾多國家以及港澳臺等地區有密切的經濟貿易往來，并通過遠洋和航空交通網絡與世界大部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聯系在一起。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南部沿海地區利用率先開放和得天獨厚的區位優勢，抓住發達國家和港澳臺地區產業轉移的機遇，承接發展了大量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的加工產業，不僅有力地推動了當地經濟發展，而且成為拉動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

然而，近年來南部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遇到了重重困難。經過多年的快速發展，資本相對飽和，本地市場已難滿足資本增值的需要，加之土地、勞動力、能源等生產要素供給趨勢、產業升級壓力增長、企業商務成本居高不下、資源環境矛盾日益突出等問題，產業結構調整優化和升級成為必然。2008年的金融危機更使南部沿海地區的外向型經濟發展首當其沖。

相關資料顯示，南部沿海地區科技教育和技術研發投入長期滯后，導致經濟發展缺乏技術和人才支持，本地經濟發展的大量人才制品不能得滿足，高級技術人才和企業管理隊伍的提升緩慢。企業在品牌營銷、新技術研發等方面的短板也部分造成了南部沿海地區經濟長期實行貼牌模式，自主創新和自主品牌缺失。

姚永玲告訴記者，南邊的資源更加缺乏，出口也不太好，勞動力也緊缺，用工荒更加明顯。南部沿海地區在經濟依賴廉價勞動力快速發展的過程當中，勞動和社會保障問題嚴懲滯后，科技教育和研發投入不足，經濟增長缺乏科技支持。大量在珠三角就業的農民工的勞動保障問題，尤其是工傷問題、養老問題、工作環境安全保障等長期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導致大量的勞動糾紛，損害了勞動者的權益。伴隨著長三角和其他地區的經濟發展和對勞動力的需求，珠三角的低水平工資和惡劣環境無法繼續有效吸引外來務工者，珠三角傳統發展模式難以為繼。

從資源環境角度來看，雖然南部沿海地區礦產資源豐富，但在一些重要的資源上人均量不足或分布不均、利用不好或人為破壞嚴重。隨著經濟長期快速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資源需要從外省或國外大量調入。以廣東為例，2008年廣東從外省調入和進口的能源占可供本地消耗能源量的95％。與此同時，環境問題也不斷凸顯。珠三角地區城市污水處理嚴重滯后，遠遠不能滿足環境保護地需要，近一半的城市污水未經任何處理直接排入河流，對珠江水系造成嚴重污染。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水平落后，跟不上生活垃圾的產生速度，大量生活垃圾直接填埋或堆放，擠占農田，污染地下水，同時影響城市進一步發展的能力。這一切都表明城市的公共基礎設施建設跟不上經濟發展的步伐。

值得注意的是，珠三角地區雖然是全國最先開放的地區，承接了大量港澳臺勞動密集型產業，卻僅僅承接了整個產業鏈中的制造部分，產品設計、原料采購、物流倉儲、終端銷售等環節并未隨制造部分一起轉移，這導致了珠三角大量OEM企業即代工企業的誕生。這類企業雖然可以享受諸如規避風險、減少投入等方面的好處，但是僅僅掌握生產環節往往受制于人，缺乏自主創新的沖勁，直接影響經濟轉型及長期可持續發展，只能成為世界工廠。

姚永玲特別向記者強調，南部沿海地區經濟轉型升級的重點是勞動力和創新，這也是所有經濟發展的兩大關鍵點。

“現在農民工不再像第一代農民工那樣愿意拿著一點點工資埋頭干著又臟又累的活了。”姚永玲談到，生產同樣的東西，使用的勞動力越來越多，單位勞動力的價格也越來越高，勞動成本增加。在姚永玲看來，勞動力是最主要的問題。“要從勞動者身上挖掘潛力，不然就沒法轉型。”她說。

姚永玲強調的另一個重點是創新氛圍。“所有轉型的根本問題是社會環境有沒有給企業創造一種創新的氛圍，制度是否有利于創新。不能浮躁，不能只要面子工程。發展低端產業很容易，反正是挖資源，只要讓大家去做就行了。要轉型升級，就要讓企業有創新能力，如果沒有環境，管得過死，想從企業身上揩油，就很難做到。”她說，轉型就意味著要創新。

在產業西進時代，沿海地區作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排頭兵，正探索著再一次創業的道路。通過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這些先行者們將再次引領中國經濟高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