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中日韓三邊經貿合作邁上新臺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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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13日在北京舉行。會上三國領導人一致同意年內啟動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談判。同日,三國還正式簽署投資協定。中日韓三國同處東北亞,屬世界三大經濟圈之一。根據外交部9日…
第五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13日在北京舉行。會上三國領導人一致同意年內啟動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談判。同日,三國還正式簽署投資協定。
中日韓三國同處東北亞,屬世界三大經濟圈之一。根據外交部9日發表的《中日韓合作(1999-2012)》白皮書,中日韓三國近年來經貿合作成效顯著。三國間貿易額從1999年的1300多億美元增至2011年的6900多億美元,增長超過4倍,中國已連續多年成為日本、韓國最大貿易伙伴。
然而,三國間的互相投資僅占三國對外投資總量的6%。雖然地理位置鄰近,顯然三國的經濟互通依然不夠順暢。
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國際經濟合作室主任張建平表示,從戰略高度看,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建立順應了國際經濟發展、國際產業轉移分工和國際經濟結構調整的大趨勢。
“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必將有利于區域內各國的優勢互補及資源配置,三國都將從中受益。”張建平說:“中日韓經濟一體化所提供的高平臺,也將提升三國在全球的經濟地位和競爭力。”
專家們認為,中日韓自由貿易區關稅減讓后的貿易創造效應將增強三國間經濟的相互需求,提升貿易量,消除貿易壁壘,擴大區域內市場,推動三國經濟融合,實現三國互利共贏。
此外,自貿區的建立將為中國的出口部門提供增長的動力,對經濟發展起到拉動作用。在此過程中,就業崗位的增加也將為三國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
“三國間建立良好政治互信,加強三國國民之間的感情,這也是自貿區談判能夠如期舉行的重要外部條件。”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曲星說。
目前,日本急需進行產業轉移,韓國急于擺脫狹小國內市場的制約,而中國的產業升級也需要引進先進技術并充分利用外部資源與市場。專家們表示,自貿區建成后,對三國各自國內產業的發展而言挑戰與機遇并存。中日韓三國都有開辟更大經濟發展空間的共同愿望,自貿區的建立將拉動三國經濟的增長并為各自國內產業的發展提供新的動力。
“對于三國而言,(自貿區的建立)應該說既有機遇也有挑戰,但總體來說,機遇遠大于挑戰。”曲星說。
曲星表示,自貿區的建成會沖擊發展滯后、競爭力較差的產業,同時又會給那些競爭力強的產業帶來更大的發展機遇。對于中國而言,如果能利用建立自貿區這一機遇對落后產業進行結構調整、淘汰落后產能,將有利于國內產業的進一步優化。
中國產業的優勢主要體現在勞動密集型和部分資本密集型產業,而在技術密集型和高技術、信息技術、精密化工、精密儀器設備、中高端船舶、石化和鋼鐵產品等高附加值領域,中國則處于相對弱勢。
“堅持自主創新,加快技術進步的步伐,培育中國的自主品牌,打造高附加值產品而非一味強調保護,才是中國應對這些沖擊的根本途徑,”張建平說。
張建平認為,在自貿區協定談判和實施過程中,中國企業可以加強與日韓兩國企業的合作,從中消化吸收其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通過產業合作達到加快產業調整的目的。
專家們表示,自貿區機制的建立,將加快中日韓三國的商品和貿易自由化,進一步推動東北亞區域合作,這也是實現東亞一體化的一個重要步驟。
張建平表示,現在東北亞還沒有任何雙邊或多邊自貿區協定,這與其全球經濟增長引擎的地位極不相稱。在目前東北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面臨較多困難和障礙的情況下,率先談判建立中日韓自貿區將成為撬動東北亞和東亞多邊區域經濟合作的重要杠桿。
“中日韓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將來有可能推動東亞自貿協定的簽訂,而東亞經濟的一體化,也必將提升東亞在全球的地位,因此中日韓建立自由貿易區可謂東北亞經濟一體化關鍵與核心的一步。”張建平說。
事實上,地區合作絕非只涉及經濟問題,政治和安全問題也是重要內容。而相對于東亞經濟合作而言,政治與安全合作則一直相對滯后。地區內國家間的領土領海糾紛、朝鮮半島局勢以及各自政治經濟模式的差異等問題比較突出。
曲星表示,中日韓自貿區的建成將對緩和東北亞局勢有重要影響,有利于局勢緩解,減少相應的矛盾沖擊。
“歷史上,德國和法國曾多次發生戰爭,煤鋼協議簽署后,德法開始走向和解與合作,不再為煤鋼等資源爆發武裝沖突,共同推動歐洲一體化進程。”曲星認為,中日韓自貿區的建立,將有助于推動一些歷史遺留問題的解決,在資源開發利用上加強合作,緩解矛盾。
經濟上的共同利益與互利合作勢必要求加強政治上和戰略上的相互理解與互信。專家們表示,在這一基礎上,中日韓自貿區的建立將為促成東北亞乃至東亞地區政治安全機制,獨立自主解決本地區的各種矛盾,推動本地區合作的順利發展提供經濟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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