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貧濟富”與“憤怒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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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勞工組織總干事胡安·索馬維亞2012年1月29日發表文章指出,目前全球有6100萬人掌握著相當于35億人所擁有的財富,而全球平均每三個工人中就有一人失業或生活在貧困狀態,共計約11億人。極…
國際勞工組織總干事胡安·索馬維亞2012年1月29日發表文章指出,目前全球有6100萬人掌握著相當于35億人所擁有的財富,而全球平均每三個工人中就有一人失業或生活在貧困狀態,共計約11億人。極端不平等,貧富差距急劇拉大,這是加劇資本主義危機和2011年美國、英國等很多國家爆發抗議活動的根本原因。
20世紀30年代,羅斯福總統“曾為1/3的美國人面臨糟糕的衣、食、住狀況感到難過”,羅斯福實施“新政”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反貧困,主要措施是實行按收入和資產的多寡征收累進稅,以縮小收入和貧富差距。羅斯福實行累進稅制后,收入和貧富差距逐步縮小。據統計,全國最上層5%的消費單位(家庭和無親屬的個人)所得收入占比從1929年的30%、1936年的26.5%降至1944年的20.7%。
1964年美國總統競選期間,約翰遜以建立“偉大社會”為口號而獲勝。約翰遜入主白宮后宣布,他將繼續前任未完成的事業“向貧困宣戰”。在約翰遜執政期間,美國生活在官方確定“貧困線”以下的人數,從1964年的3610萬下降到2400萬,占美國人口的比例,從19%降至12%。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2008年10月出版的《美國怎么了: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一書中指出,美國收入和貧富差距急劇拉大始于里根時期。克魯格曼指出,過去30年美國經濟增長依舊強勁,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均不斷提高,但絕大部分財富進了少數人荷包,而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保守主義運動一直試圖逆轉自羅斯福新政開始的制度和規范,這種逆轉最終在里根時期得逞。
從1981年到2008年的28年間,共和黨相繼執政20年,民主黨人克林頓在位八年期間,在國會的制約下,一些重大政策也帶有濃厚的新自由主義彩色。在這28年期間,美國政府主要政策除減少對金融壟斷資本惡性擴張的限制甚至為其鳴羅開道外,就是實行有利于富人的稅收政策。里根政府廢除了原來的最高稅率50%、最低稅率11%、總共分14級的累進制,改為15%和28%兩級稅制,對高收入者另加5%的附加稅。里根政府的稅制改革主要包括:第一,降低高收入者所得稅稅率。自1913年起累進稅制逐步居于主導地位。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累進稅率,1918年為77%,1924年為46%,1929年降至24%,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高達94%,1964年降至77%,1969年降到50%。從一戰到二戰前后,累進稅率變化體現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政策。里根政府提出,把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從50%降至28%;第二,降低公司所得稅稅率,把公司所得稅最高稅率從46%降至34%。
根據美國法律,個人所得分為“收入稅”和“薪資稅”,富豪們的收入主要來源于資本收益(即分紅)或出售資產(如股票)的收益。聯邦政府的長期資本收益稅在1993-2000年克林頓政府時期從28%降至20%,在2001-2008年布什政府時期降至15%。對于“錢生錢”的投資類收入,最高稅率不超過15%,而一般中產階級的納稅比例通常在15%到25%之間,隨著工資的增加,這一比例達到35%甚至更高。投資家巴菲特提供的數據顯示,資本收益超過100萬美元的富商只繳納15%的聯邦稅,而年收入僅五萬美元的秘書卻要按25%繳納收入所得稅。2011年8月14日,巴菲特在《紐約時報》發表題為《別再溺愛超級富豪》的文章建議,國會應采取行動,維持針對中產階級以及低收入群體的減稅政策,同時立即提高年收入100萬美元以上富豪的收入稅繳納比例,而對于年收入超過1000萬美元的超級富豪,稅率應該更高。
在美國,像麥道夫不擇手段獲取暴利的大有人在。但是,很多通過科技創新或經營有道而積累巨額資產的富豪認為,收入和財富增加就該多納稅。2001年,時任美國總統布什簽署廢除遺產稅法令后,包括美國首富蓋茨的父親老威廉、巴菲特、索羅斯等在內的120名美國富豪聯名在《紐約時報》刊登廣告,核心語就一句:“Pleasetaxus”(“請對我們征稅”)。他們認為,取消遺產稅將使美國富豪們的后代不勞而獲,使富人永遠富有,窮人永遠貧窮。2010年8月4日,數十位美國億萬富翁承諾,將把他們至少一半的財富捐獻給慈善事業,這是全球兩位最大富翁沃倫·巴菲特和比爾·蓋茨自2010年6月發起的慈善活動的一部分。
30年來,美國國會和政府制定和實施不公正的收入分配和稅收政策,導致貧富差距急劇擴大,這個矛盾不是少數富豪捐贈能夠解決的。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公布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最富有的1%美國人2007年的稅后收入是1979年的2.75倍,在同期內中產階級的稅后收入僅增加40%,而窮人的收入增幅更是低至18%。國會預算辦公室主任道格·埃爾門多夫在個人博客中說:“2007年美國的稅后收入分配顯然要比1979年時更加不公平,富人獲得財富的增幅份額增加,而其他人群獲得財富的份額實際上進一步減少。”美聯社就此評論指出說,這一調查結果似在回應“占領華爾街”運動參與者提出的口號“我們是99%”。美國低收入群體更加憤怒的是,在美國深陷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期間,少數富豪繼續大幅度增加財富。
中產階層是美國經濟和社會的中堅力量,但是,自2007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以來,中產階層的收入和生活也每況愈下、今不如昔。美國不少分析人士認為,家庭收入普遍減少和失業率高企令美國中產階層的日子越來越艱難。哈佛大學教授勞倫斯·卡茨將過去的10年稱為美國“失去的10年”。他指出,以往美國人相信一代更比一代好,但現在中等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還不及20世紀90年代末。
最嚴重的問題是,美國貧困人口大幅度增加。美國人口普查局2011年9月13日發布題為《美國2010年的收入、貧困與醫療保險情況》的報告顯示,2010年美國貧困率為15.1%,貧困人口達到4620萬人,為52年來最高;收入在貧困線以下的“深度貧困”人口為2050萬人,為36年來最高;沒有醫療保險的美國人從2009年的4900萬上升到2010年的4990萬人。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凱瑟琳·艾伯瑞姆認為,美國貧困率上升和家庭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缺少就業機會。貧困群體中饑餓人口和無家可歸者激增。美國農業部2011年11月發表的一項報告顯示,17%美國人(超過5000萬)生活在“食物無保障”的家庭里。
在富人越來越富、窮人日趨貧困,貧富差距急劇擴大的背景下,2011年秋爆發的“占領華爾街”抗議活動,迅速向其他城市蔓延,席卷了美國100多個城市。2011年被稱為“憤怒之年”。
20世紀30年代,羅斯福總統“曾為1/3的美國人面臨糟糕的衣、食、住狀況感到難過”,羅斯福實施“新政”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反貧困,主要措施是實行按收入和資產的多寡征收累進稅,以縮小收入和貧富差距。羅斯福實行累進稅制后,收入和貧富差距逐步縮小。據統計,全國最上層5%的消費單位(家庭和無親屬的個人)所得收入占比從1929年的30%、1936年的26.5%降至1944年的20.7%。
1964年美國總統競選期間,約翰遜以建立“偉大社會”為口號而獲勝。約翰遜入主白宮后宣布,他將繼續前任未完成的事業“向貧困宣戰”。在約翰遜執政期間,美國生活在官方確定“貧困線”以下的人數,從1964年的3610萬下降到2400萬,占美國人口的比例,從19%降至12%。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2008年10月出版的《美國怎么了:一個自由主義者的良知》一書中指出,美國收入和貧富差距急劇拉大始于里根時期。克魯格曼指出,過去30年美國經濟增長依舊強勁,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均不斷提高,但絕大部分財富進了少數人荷包,而導致這一結果的原因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保守主義運動一直試圖逆轉自羅斯福新政開始的制度和規范,這種逆轉最終在里根時期得逞。
從1981年到2008年的28年間,共和黨相繼執政20年,民主黨人克林頓在位八年期間,在國會的制約下,一些重大政策也帶有濃厚的新自由主義彩色。在這28年期間,美國政府主要政策除減少對金融壟斷資本惡性擴張的限制甚至為其鳴羅開道外,就是實行有利于富人的稅收政策。里根政府廢除了原來的最高稅率50%、最低稅率11%、總共分14級的累進制,改為15%和28%兩級稅制,對高收入者另加5%的附加稅。里根政府的稅制改革主要包括:第一,降低高收入者所得稅稅率。自1913年起累進稅制逐步居于主導地位。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累進稅率,1918年為77%,1924年為46%,1929年降至24%,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高達94%,1964年降至77%,1969年降到50%。從一戰到二戰前后,累進稅率變化體現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政策。里根政府提出,把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從50%降至28%;第二,降低公司所得稅稅率,把公司所得稅最高稅率從46%降至34%。
根據美國法律,個人所得分為“收入稅”和“薪資稅”,富豪們的收入主要來源于資本收益(即分紅)或出售資產(如股票)的收益。聯邦政府的長期資本收益稅在1993-2000年克林頓政府時期從28%降至20%,在2001-2008年布什政府時期降至15%。對于“錢生錢”的投資類收入,最高稅率不超過15%,而一般中產階級的納稅比例通常在15%到25%之間,隨著工資的增加,這一比例達到35%甚至更高。投資家巴菲特提供的數據顯示,資本收益超過100萬美元的富商只繳納15%的聯邦稅,而年收入僅五萬美元的秘書卻要按25%繳納收入所得稅。2011年8月14日,巴菲特在《紐約時報》發表題為《別再溺愛超級富豪》的文章建議,國會應采取行動,維持針對中產階級以及低收入群體的減稅政策,同時立即提高年收入100萬美元以上富豪的收入稅繳納比例,而對于年收入超過1000萬美元的超級富豪,稅率應該更高。
在美國,像麥道夫不擇手段獲取暴利的大有人在。但是,很多通過科技創新或經營有道而積累巨額資產的富豪認為,收入和財富增加就該多納稅。2001年,時任美國總統布什簽署廢除遺產稅法令后,包括美國首富蓋茨的父親老威廉、巴菲特、索羅斯等在內的120名美國富豪聯名在《紐約時報》刊登廣告,核心語就一句:“Pleasetaxus”(“請對我們征稅”)。他們認為,取消遺產稅將使美國富豪們的后代不勞而獲,使富人永遠富有,窮人永遠貧窮。2010年8月4日,數十位美國億萬富翁承諾,將把他們至少一半的財富捐獻給慈善事業,這是全球兩位最大富翁沃倫·巴菲特和比爾·蓋茨自2010年6月發起的慈善活動的一部分。
30年來,美國國會和政府制定和實施不公正的收入分配和稅收政策,導致貧富差距急劇擴大,這個矛盾不是少數富豪捐贈能夠解決的。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公布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最富有的1%美國人2007年的稅后收入是1979年的2.75倍,在同期內中產階級的稅后收入僅增加40%,而窮人的收入增幅更是低至18%。國會預算辦公室主任道格·埃爾門多夫在個人博客中說:“2007年美國的稅后收入分配顯然要比1979年時更加不公平,富人獲得財富的增幅份額增加,而其他人群獲得財富的份額實際上進一步減少。”美聯社就此評論指出說,這一調查結果似在回應“占領華爾街”運動參與者提出的口號“我們是99%”。美國低收入群體更加憤怒的是,在美國深陷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期間,少數富豪繼續大幅度增加財富。
中產階層是美國經濟和社會的中堅力量,但是,自2007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以來,中產階層的收入和生活也每況愈下、今不如昔。美國不少分析人士認為,家庭收入普遍減少和失業率高企令美國中產階層的日子越來越艱難。哈佛大學教授勞倫斯·卡茨將過去的10年稱為美國“失去的10年”。他指出,以往美國人相信一代更比一代好,但現在中等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還不及20世紀90年代末。
最嚴重的問題是,美國貧困人口大幅度增加。美國人口普查局2011年9月13日發布題為《美國2010年的收入、貧困與醫療保險情況》的報告顯示,2010年美國貧困率為15.1%,貧困人口達到4620萬人,為52年來最高;收入在貧困線以下的“深度貧困”人口為2050萬人,為36年來最高;沒有醫療保險的美國人從2009年的4900萬上升到2010年的4990萬人。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凱瑟琳·艾伯瑞姆認為,美國貧困率上升和家庭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缺少就業機會。貧困群體中饑餓人口和無家可歸者激增。美國農業部2011年11月發表的一項報告顯示,17%美國人(超過5000萬)生活在“食物無保障”的家庭里。
在富人越來越富、窮人日趨貧困,貧富差距急劇擴大的背景下,2011年秋爆發的“占領華爾街”抗議活動,迅速向其他城市蔓延,席卷了美國100多個城市。2011年被稱為“憤怒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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