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相關財稅領域專家認為，此次試點方案的推出釋放出中央進一步推行“減少稅收”的信號。

爭議多年的服務業稅制瓶頸問題終于被打破，但是，深化增值稅制度改革試點為何能在上海“先行先試”？

據本報記者采訪獲悉，上海市級政府此前專門組織“冷班子”對增值稅改革進行了近兩年的調研，于今年向國務院提請報告，國務院也專門派財政部、國稅總局至上海進行調研。

此外，有參與國家和上海市兩級調研的專家指出，在上海先行先試的原因，在于上海采取的地稅國稅混合征收，更易于解決中央地方稅收的分配問題。

由于營業稅改增值稅涉及中央和地方稅收的利益調整，此次試點方案中為了解決長期以來阻礙增值稅改革的分配難題，也以“試點期間原歸屬試點地區的營業稅收入，改征增值稅后收入仍歸屬試點地區”的方式予以解決。

相關財稅領域專家認為，此次試點方案的推出與國務院總理溫家寶10月25日在天津濱海新區主持召開四省市經濟形勢座談會時強調“要大力推進結構性減稅”的說法，都釋放出中央進一步推行“減少稅收”的信號。

為什么是上海？

前述參與國家和上海兩級調研的專家介紹說，此次國務院推出的增值稅改革試點的方案是在上海提出申請的基礎上，經國務院多次調研后最終實施的。

早在2009年開始，上海市就開始致力打破服務業發展的稅制、管制、體制、法制瓶頸。這一年國務院下發“19號文件”（即《國務院關于推進上海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的意見》）中提及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

在當年的市經濟工作會議上，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指出，國務院“19號文件”政策含金量大，很多方面有實質性突破，當務之急仍然是要在落實上下功夫，并指出“爭取在上海先行先試”。

其后，上海市一級專門組織專家和學者對服務業稅制改革問題進行調查和研究。經過將近兩年的調查研究，上海方面向國務院打了研究報告，而國務院派財政部、稅務總局等專門到上海調研。

由于營業稅屬于地方稅收，而增值稅屬于中央稅收，稅制的改革涉及利益的重新調整。長期以來改革試點無法推行的重要原因在于利益分配。

“改革最大的阻力是擔心地方利益被中央拿去。所以這次試點方案中保持了幾個不變的原則，一個是分配關系不變。”前述專家說。

此次改革方案提出，試點期間原歸屬試點地區的營業稅收入，改征增值稅后收入仍歸屬試點地區。

前述專家表示，在上海先行試點的原因在于上海采取的地稅國稅混合征收，更易于解決中央地方稅收的分配問題。但是將來改革擴大到其他地區后，不同單位征收的問題也需要解決。

稅制不改制約現代服務業

據上海財經大學財政系教授胡怡建測算，一旦增值稅改革試點向全國范圍內推廣將涉及4000億元的稅收減免。

據胡怡建介紹，制約現代服務業發展的稅制障礙是在服務業轉型的過程中逐步產生的，傳統服務業是消費型服務業，包括賓館餐飲等，直接為消費者服務，只要銷售額乘以稅率一次性征稅。但是現代服務業已經轉型為生產型服務業，如物流業、咨詢業、金融業、科技、會展均為生產型企業服務，這些行業將服務賣給生產型企業，但是按照營業稅的規則，每個環節都要征稅，無法抵扣，抑制了服務業的專業分工。以集成電路行業為例說，這一行業包括芯片設計、加工、測試、封裝四個環節，如果同一企業完成四個環節，產生100萬的銷售額，按17%稅率繳增值稅的稅額為17萬。

但假如該企業將芯片設計、測試環節外包，這兩個環節產生的營業額為40萬，那么外包的公司需要繳納2萬營業稅，但這2萬元的稅收無法給原先生產企業進行抵扣。“也就是說如果一個企業將上述兩個生產環節外包的話，整個生產環節產生19萬的稅費。”胡怡建解釋說。

此前，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也曾公開呼吁服務業稅制改革，他指出保留營業稅對服務業發展的負面影響越來越大，“第一，營業稅重復征稅，每一道環節征的稅，到下一環節的稅款還要計入基數，再次征稅；第二，稅負較重；第三，服務業出口不退稅”。

對于此項改革，全國人大也曾專門組織班子研究相關立法工作。一位曾經參與該調研的專家說，當時力推將增值稅立法由國務院立法改為人大立法，不過由于遭遇立法和改革先后的矛盾問題而未能順利完成。他解釋說：“如果先立法再改革，今后可能遭遇改革后法律需要不斷修改的問題”。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