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首任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在與英國殖民者斗爭時曾說：“如果印度死了，誰能茍延殘喘？如果印度活下來，誰又會死去呢？”印度在“長時間的昏睡、抗爭、覺醒、恢復元氣、自由和獨立”之后活了下來，殖民統治的死去喚醒了這個國家的自我意識，但讓重生的印度感到驚恐不安的是，這是一個糾結的、分裂的自我，在印度的心靈深處，既是泰戈爾、克里希那穆提這些大師美好的家園，卻也是極端民族主義者、腐敗分子和社會貧富懸殊的寄居場所。

　　在《不顧諸神》的作者、英國《金融時報》記者愛德華·盧斯的眼中，讓印度活下來，而且還得讓印度人有尊嚴地活著，是甘地、尼赫魯、安培多加爾這三個影響著印度乃至世界的重要人物的終極目標。尋求作為印度人的尊嚴，這種被英國殖民統治壓抑了近200年的訴求，其釋放出來的能量，讓這個國家在短短的時間內取得了驚人的成就。按照世界銀行的分析，如果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印度的經濟總量已經超過3.78萬億美元，排在美國、中國和日本之后。經濟的持續增長讓印度人感到了復興的希望。

　　經濟上的成就給予了印度人奔向未來大國的自信，但就像很多發展中國家一樣，作為國家公民活著的尊嚴卻只是印度權貴階層能得到的惠贈。大部分印度民眾只能擁擠地生活在窮人階層聚集的棚戶區，像寄生蟲那樣從腐敗的官員、奢靡的商賈、高種姓群體那里獲得聊以生存下去的食物。在印度生活了5年的愛德華·盧斯看來，這條殘酷的生存鏈就像是自然界的生態鏈，雖然窮人和低種姓群體處于印度生存鏈的最底端，但他們卻無法擺脫它。“對印度的窮人來說，政府就像是一位虐待你的父親，你永遠無法背棄它。它的罪惡在你的身上延續。”盧斯用沉重的筆調記下了印度窮人無法更改的命運。

　　印度擁有發達的服務業，印度政府正在努力建設一個以軟件業為代表的知識型經濟社會，印度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而這也是西方一些學者認為印度能趕超中國的兩大優勢。但知識型經濟社會要么只是政府的空頭支票，要么注定只是屬于部分人的知識型經濟社會。印度的全民識字率只有67%，而中國超過了90%，印度政府又如何讓只有超過一半識字率的群體去建設知識型經濟社會？缺乏教育投入的結果必然是國家經濟發展的果實大多數都進了精英階層的腰包，因為印度缺少像中國那樣能夠養活大部分普通民眾的制造業。

　　而政府的腐敗和滋長的極端民族主義情緒也成了印度的慢性病，一點一滴侵蝕著印度人的民主。被譽為“再世甘地”的哈扎雷在今年8月份領導的反腐敗抗議讓印度政府顏面掃地。愛德華·盧斯把印度的政治比喻成黑社會的拉幫結派，政黨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朝秦暮楚，它們大多沒有長遠的政治目標。政府成了腐敗者的狂歡之地，“在印度，品行不佳的人往往從政，而正直善良的人在政界成功的可能似乎更為渺茫。”愛德華·盧斯在書中寫道。號稱要做“一個與眾不同的政黨”的印度人民黨，卻打著狹隘民族主義的旗號壯大自己的勢力。在印度人民黨執政的古吉拉特邦，2002年發生的暴亂讓不少穆斯林婦女當著丈夫和親人的面被暴徒強奸和被活活燒死，而古吉拉特邦政府的執政者納倫德拉·莫迪竟然把這些受害者稱為“第五縱隊”——內奸的代名詞，認為他們是忠于巴基斯坦的人。

　　作為《金融時報》著名記者的愛德華·盧斯在《不顧諸神》一書中跳出了記者習慣的“工筆畫”式的寫法，不僅客觀地為我們展示了一個獨特的、真實的印度，還讓我們看到一個有血有肉、有悲有喜、有慘痛記憶也有美好期望的印度社會。在盧斯看來，是甘地和尼赫魯重塑了印度這個重生的國家，如果說尼赫魯在印度獨立時的演講《我們和命運有個約會》中賦予了印度世俗意義上的追求，那么，甘地更大層面賦予了印度精神上永恒的寄托。讓人意外的是，尼赫魯世俗主義雖然給印度帶來了經濟成就，但產生了一個讓人厭惡的副產品，那就是政府的腐敗和西方物質主義的入侵，而甘地回歸民族文化傳統的理念卻不幸被印度某些極端民族主義分子利用。

　　要讓印度不僅活下去，而且有尊嚴地活著，死去的就不僅僅是殖民主義，腐敗、暴力、貧富差距以及不平等的社會制度也應該被埋入墳墓。印度如是，任何一個不希望在未來沉淪的國家亦如是。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