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等地的民間資本為何躁動？高利貸為何盛行？除了政策因素外，中國局部地區的產業資本金融化、經濟泡沫化傾向可能是更深層次的原因。

某種程度上，溫州高利貸危機是溫州模式危機的折射。溫州是民營經濟做實業起家的前哨。改革開放以來，溫州企業和民間靠加工貿易和產業鏈協作積累了大量的原始資本。然而，近些年，由于對外向型經濟的路徑依賴，溫州產業基礎變得十分薄弱，要素支撐不足，產業資本利潤率一直下降，但資本總是跟著利潤走，當虛擬資產領域產生預期利潤率大大超過、甚至成倍超過實體制造的利潤率時，就會導致大量資金游離于實體經濟之外，流向房地產行業等資產領域。不僅是溫州，產業資本泡沫化和產業空心化趨勢在中國其他區域也開始顯現。

值得關注的是，30多年來中國長期持續的高增長，主要得益于“要素紅利、市場化改革紅利和全球化紅利”的巨大貢獻。然而，隨著這三大紅利的逐步衰減，中國依靠低成本優勢的超高速增長也似乎走到了盡頭。從目前看來，這三大紅利的衰減并未馬上反映在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回落上，卻反映在近年來中國產業資本逐步流向資產領域和虛擬經濟上。

IMF亞太地區事務主管Anoop Singh13日表示，中國除了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外，經濟運行中最大的風險在于“資產泡沫加劇”，IMF的警示必須高度重視。金融危機以來，一些地區實體經濟面臨發展困境，但資本卻開始不安和躁動。從資本形成與流向的角度看，企業產出利潤率低，信貸資金使用成本低，為了保持中國30年來的高利潤、高效益，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都不甘寂寞，不斷的“以錢生錢”被認為是維持資本高利潤循環的最佳方式，于是，不斷飆升的房地產價格、瘋狂的高利貸……所有的經濟金融亂象并發而生。所以，我們不能只關注溫州高利貸本身，更應該開始反思其背后更深層次的原因。中國經濟低成本發展模式已到了轉型的十字路口，未來中國實體經濟將如何發展是需要考慮的問題。

放眼國外，日本“二十年增長型衰退”背后都有經濟泡沫化和經濟空心化的蹤影。“廣場協定”之后，日本在西方貿易壁壘和匯率升值的嚴厲壓制下，國內市場競爭日趨激烈，無論是內銷還是出口，制造業商品價格大幅下跌，企業落入了所謂的“三明治陷阱(生產成本和銷售價格兩頭受擠壓)”。與此同時，“廣場協定”后的3年內，日元升值50%以上，資本在高利潤的驅使下，大舉投資日本的股市和房市，急速催大房地產經濟泡沫，直至導致經濟失控。

再來看次貸泡沫破滅后仍在痛苦掙扎的美國經濟。可以說，美國經濟最突出的表現是經濟的過度金融化，金融、房地產服務業創造的產值占美國GDP的比例，由20世紀50年代的11.4%上升到2007年的20.66%。而相比之下，美國實體經濟創造的份額在下降，1950年為61.78%，到2007年為33.99%，下降了27.79個百分點，其中同期的制造業由27%下降為11.7%，下降了15.3%，產業空心化導致的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越來越失衡，直至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

美國、日本的例子可謂殷鑒不遠，中國的確到了轉型的“危機時刻”。中國未來實現可持續增長的動力到底來自于何方？毋庸置疑，中國的立國之本一定來自于真實財富的創造和實體經濟的強大。

來源：經濟參考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