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斯潘又“認錯”了。在本周為英國《金融時報》撰寫的署名文章中，這位前美聯儲主席大肆鼓動監管者應該敢于冒險，去除浪費資源的過度“緩沖”措施。

在格老看來，每當面臨在“救助一家大公司”和“承受負面經濟風險”之間做選擇題時，美國的決策者們總會“令人遺憾”地選擇出手干預。不干預不會獲得多少贊揚，即便隨后沒有出現問題；但假如隨后經濟出現了嚴重的問題，各方就會對政策制定者的不作為大做文章，國會則會做出強烈反應。

格林斯潘認為，監管政策往往會高度傾向于最大化地進行短期援助，但付出的代價卻是犧牲長期的繁榮。這方面的例子不在少數，從日本大地震過后被強制要求的昂貴抗震建筑材料，到金融危機后監管部門大幅上調銀行業資本金水平，再到政策制定者頻頻對所謂“大到不能倒”的企業伸出援手。

格老眼中的一個反面教材是美國當局對貝爾斯登的援助。他認為，救助貝爾斯登給雷曼、AIG等造成了一種錯誤的安全感，從而削弱了后者在隨后幾個月補充資本金以免資不抵債的緊迫感，最終釀成破產悲劇。

諸如上述的種種觀點出自格林斯潘之口，總讓人覺得有些怪怪的。回想格老18年美聯儲主席生涯，特別是在他當政的晚期，出于呵護經濟復蘇的考慮，美聯儲曾在2001年到2005年長期維持低于1%甚至是負數的超低利率。

最后的結果大家都很清楚，美國經濟是起來了，但同時也催生了可能是史上最大的房地產泡沫，最終引爆了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機。很顯然，在長期維持低利率救市的當時，格老根本沒有想到要主動承擔哪怕是少許的“負面經濟風險”。

類似的一幕迄今還在美國上演。盡管已進入伯南克時代，但在刺激經濟的“不歸路”上，美聯儲仍是那么的一意孤行。就在前不久，伯南克還不吝放出了“可能采取進一步刺激措施”的救市論調。但從實際的經濟刺激效果來看，不管是QE、QE2還是一些人念念不忘的QE3，都似乎只是當局的一廂情愿。

正如美聯儲堪薩斯分區銀行總裁洪尼格所言，美聯儲長期實施的低利率政策，受益最大的是華爾街大行，后者可以以接近于零的利率借款，然后買入收益率3%的美國國債，從中輕松賺取差價，這也極大限制了銀行向實體經濟放貸的熱情。

歷史證明，經濟發展從來都是遵循客觀規律的，不管是宏觀經濟的調控和管理，還是微觀企業的經營。如果作為經濟管理部門的決策者們輕視甚至否定這種規律，或者在推行經濟政策時強加上別的因素，比如特定群體的利益，比如過多的政治考慮，最終的結果可能只有一個，就是受到經濟規律的懲罰。

等到這些人和格林斯潘一樣，在淡出朝野的多年之后出面為自己的過錯“懺悔”，迎接他們的不會是掌聲和寬容，而是噓聲和嘲諷。在這一點上，仍在圍繞債務上限的“政治游戲”中玩得不亦樂乎的美國政客們，尤需引以為戒。

來源：上海證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