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于國際經濟金融形勢的復雜多變，相機而行的政策措施是必要的，但若處理不慎，很容易導致政策的短期效應。目前建立宏觀調控決策的風險評估機制顯得越來越迫切。評估機構可以是政府宏觀調控相關部門，也可以是獨立評估機構。可嘗試通過建立一套嚴格的評估程序對宏觀調控措施作風險評估，據此向宏觀決策部門提供政策建議。

國人或許從來不曾像今天這樣深切體驗政策選擇的風險性。

國家統計局近日公布的“50個城市主要食品平均價格變動情況”顯示，6月以來，豬肉價格漲幅連續兩期排名主要食品價格漲幅前三，平均接近每斤15元，已直逼牛肉價格，讓人們對于未來物價漲勢充滿憂慮。很多人預計6月份CPI漲幅將達6%。從目前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的效果及市場資金流向看，筆者認為6%仍不會是CPI的峰值。

這種憂慮引發了對于宏觀經濟政策選擇的爭論，這些爭論主要集中在提高存款準備金率與加息選擇、是否存在滯脹隱憂等方面。當下，權威經濟學家在這些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自去年以來，央行已先后12次上調準備金率，大中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達到21.5%，但從實效看其能量已達頂點，與多次提高準備金率相伴相隨的是依然高居不下的CPI。目前通脹根源主要是貨幣超發，但不應忽略的一個因素是輸入型通脹，財政資金、國際熱錢的炒作，產業資本轉化為金融資本等等。面對這些嚴重非中介化的“脫媒”金融體系，存款準備金率顯然鞭長莫及。存款準備金率雖然在理論上可以沒有高限，但其效能卻必定是有限的，它大大減小了市場資金供給，造成民營企業的資金緊張。從近幾年的宏觀政策實際效果看，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對于民營企業未能獲得顯著利好，但經濟收縮對于其中不少企業來說無疑是一場嚴峻的考驗甚至磨難。但即便如此，當前金融市場的流動性依然充裕，只是沒有動力流向實體經濟。從目前各方熱議的加息政策看，其效果必然是加大資金使用成本，很有可能助推經濟失衡，加劇經濟衰退。而當前除通脹外，我國還面臨著即使不算經濟衰退、也至少是增長乏力的威脅，如果加息使得內需不足、民間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不熱狀況，必將使治理通脹的成本轉嫁給企業，可通脹難題的最終解決必須依靠企業。更有分析指出，目前我國通脹很大一部分來自于對通脹本身的擔憂，企業越來越大的庫存壓力即是明證，在強烈的通脹預期下，因資金和庫存容量有限，企業是“欲增庫存而不能”。在通脹短期內難以有效抑制、而經濟增長又存在諸多不確定性的情況下，滯脹將至少成為一個可能的危險。

由此可見，目前的關鍵問題，是物價水平及民營經濟的生存發展問題，歸根結底是抑制通脹與經濟發展的矛盾問題，這個問題依然在考驗著決策層的智慧，而從學界的討論來看，目前的政策選擇正陷于膠著之中，面臨兩難取舍。根據金融危機以來的政策實踐，筆者認為當前理應高度重視政策選擇的風險性。

相機而行的政策措施是必要的，但如缺乏必要的宏觀調控決策風險評估，則很容易導致政策的短期效應，并由此帶來下一個政策的“受迫性失誤”。宏觀調控的目的是讓經濟平穩發展，但若處理不慎，這種調控往往又會成為下一波經濟劇烈波動的誘因，政策的“路徑依賴”會導致政策的矛盾甚至失效。宏觀政策必須著眼于長期，著眼于結構性問題，著眼于根本性的調整。我國經濟目前最大的結構性問題，一是中小企業、民營企業的發展問題，二是結構轉型問題，但過去幾年推行的擴容性政策的客觀效果卻是不斷壓縮民營經濟的空間，顯然不利于這些結構性問題的解決。因此，筆者認為，當前采用偏向于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貨幣、財稅政策并輔以必要的行政調控，改善民營企業經營環境、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擴大國內需求應是治本之策、也是當務之急。

從目前關于宏觀經濟政策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情況看，建立一個宏觀調控決策風險評估機制是必要的。這種機制應涉及價格、稅收、信貸、匯率等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及行政手段，從政策的長期效應角度進行客觀評估，對宏觀經濟形勢進行預測，重點針對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結構調整與經濟增長、短期波動與長期發展等諸多因素進行分類及綜合評估并提出政策建議，對政策執行過程中短期和長期風險進行監控與預警，對政策的針對性、可行性和有效性進行研判，并提出動態調整的建議。例如，當經濟的發展形勢超過預期、而很多政策措施又都是根據預期來制定的，或者當針對經濟波動的政策損害到經濟發展根基時，就有必要調整。

我國在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全球性金融危機及穩定物價的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宏觀調控經驗，但鑒于國際經濟金融形勢的復雜多變，要求對宏觀調控決策進行風險評估已越來越迫切。宏觀調控決策評估機構可以是政府宏觀調控相關部門，也可以是獨立評估機構，依筆者之見，最好是后者，如民間智庫等。可嘗試通過建立一套嚴格的評估程序對宏觀調控措施作風險評估，據此向宏觀決策部門提供政策建議，以提高宏觀調控決策的科學性與穩定性，并降低宏觀調控政策的操作性風險。

來源：上海證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