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稱為“非正式”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研討會的場合，美國財長蓋特納遠未亮出底牌，他甚至不愿意直接討論中國的匯率問題，只是在昨日上午的致辭環節中，用非點名的方式提及了中國的匯率政策。

“大部分國家現在有著靈活的匯率政策以及開放的資本賬戶，而一些新興經濟體國家的匯率政策則受到了廣泛的資本控制，雖然這一點目前已經開始改變。”蓋特納表示，這是國際貨幣系統目前最重要的問題，但解決起來也不是那么困難。

而在下午接受包括《第一財經日報》在內的小范圍采訪時，蓋特納則向中國財經類媒體呈現了他所代表的另外一面：在這場由G20輪值主席國法國舉行的會議中，中美立場間有著微妙的共性。

婉轉提出匯率訴求

“匯率政策中的不對稱效應(asymmetry)造成了諸多緊張氣氛，”蓋特納表示，“例如對于那些允許匯率浮動以及資本流動更自由的新興市場，這加大了他們的升值壓力，同時也加劇了匯率被低估的新興經濟體的風險，最后它還催生了來自于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

“這是可以理解的。”針對中方就匯率問題的謹慎態度，蓋特納表示，“中國已經承諾要進行匯改，加強匯率流動性使之更具市場性。我對中國的承諾非常有信心，相信這符合中國以及全球的經濟利益。”

然而美國國會目前卻彌漫著一股應對人民幣問題的挫敗之感。“國會希望中國在匯率問題上步伐更快，就好像其他國家一樣。”蓋特納對本報表示，不過他們(國會)看到了中國在前進。

作為敦促(靈活匯率政策)的一部分，蓋特納支持改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款權(SDR)的組成部分。他在致辭以及采訪中都重復了他對于一國貨幣加入SDR一攬子貨幣的三個標準：靈活的貨幣兌換系統、獨立的央行以及允許資本自由流動。

在回答本報提問時，蓋特納表示：“當我說獨立的時候，我是指獨立的貨幣政策。”

不過，事實上中國不需要立即加入SDR，也不需要立即就開放資本賬戶，因為中國已經是全球金融安全網的一部分。

同時中國央行在加入《清邁協定》外，已經擴大了同多個國家的貨幣互換額度，這可以通過美元兌換成為G20的一攬子指定貨幣，并且提供為特別提款權貸款。這對中國來說，是讓儲備多元化更容易且更順暢的方法。

蓋特納也坦言沒有想過給中國加入SDR設定時間表。他對本報記者解釋說，他討論的SDR是以“年”來計算的，不是以“星期”來計算的。他說：“我從來都沒有說過中方需要立即行動。”

中美共識大過分歧

除了參加研討會外，蓋特納此行的另外一個重要任務是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進行會晤。蓋特納稱，我們希望各國都能從全球經濟中受益，我們需要一個更加穩定的金融市場。

“我來這不僅是為了研討會，我還和王岐山副總理會談了2個小時，討論了全球經濟和中美經濟的問題。”蓋特納說，“我認為中美之間有不少共識，我們在G20框架下實現了不少進展。”

據記者了解，蓋特納此行也需要同中方就今年5月份舉行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進行磋商。

在法國作為主辦方的此次研討會上，中、美、歐三者間的關系微妙：薩科齊曾希望以支持中國加入SDR的形式邀請中國加入同一陣營。蓋特納卻表示，中美之間的共識，有時候甚至要大過美歐之間的共識。

“從一開始最基本的應對金融危機的戰略方面，例如在倫敦的G20峰會上，我們發現，(較之一些歐洲國家而言)我們甚至更同意中方的觀點。”蓋特納表示，“這次，在國際貨幣系統改革的問題上，如果你看到中方的發言，再看我們的發言，會發現我們是一致的。”

而對于美國自身的期待，蓋特納表示，希望確定這一點：美國在未來是增長和穩定之源，而非動蕩之因。

支持加強IMF影響力

“我們應該支持IMF在影響主要經濟體政策選擇方面有更大權力，這包括發布分析等方面更大的獨立性，例如在其分析均衡匯率時，又如在建議使用謹慎性工具，而非資本控制，來防范資本流動傷害一國國內金融穩定性時。”蓋特納說。

“我想全球需要試圖設立標準，或者設立常態，或者是某種期待(expectations)，例如各國需要如何處理巨大的資本流動，例如哪些部分積極一些或者消極，這一領域是IMF一直都沒有觸及到的。”蓋特納表示，目前各國都有共識，試圖達成一個基本標準，即什么是有效的，什么是起相反作用的，怎么樣才能加強透明性。

不過，蓋特納對本報表示，這不會讓IMF變成一個超級中央銀行。

“生活在主權國家的這個世界上，各國都追尋其政策的獨立性，不過當世界經濟越來越緊密相連的時候，我們總有在上述問題上合作的利益需求。”蓋特納表示，“而通過IMF和G20，我們得以加強合作，在各自實施政策的同時改善世界經濟，但這是基于各國集體的利益和合作，因為我們都是主權國家，我們需要保持靈活性來應對國內挑戰。”

“你希望一個獨立的、中立的機構來提供這種判斷以及分析，所以我們非常支持IMF可以獨立提供這種分析，例如什么是操作匯率的基本力量等等，我相信中國也支持這一點。”蓋特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