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煤炭“計劃經濟” 政府嚴控產量指標

　　地方政府對電煤產量下達計劃指標，破壞了全國統一市場。經過這一輪煤炭企業的兼并重組，提高了生產集中度，同時也增加了產煤省對本地產能的控制能力，為地方限產保價提供了方便。有的省向產煤企業發放“煤票”，沒有“煤票”的煤不得出省、不得交易。大部分產煤地的地方政府在省界、地界、縣界設置關卡，收取出境費。這些做法，嚴重破壞了全國統一市場，擾亂了正常的煤炭生產、流通秩序。

　　二、強硬控制電煤價格 無形助長供需矛盾

　　對電煤價格進行行政干預，妨礙了市場機制發揮調節供求關系作用。一般來說，在煤電矛盾突出的時候，有關部門便會出臺電煤限價措施，以減輕電力成本上漲帶來的發電企業虧損。限價使價格無法準確反映供求關系。煤炭企業對煤價預期要高于國家限定的價格，不愿與電廠簽訂長期合同。限價措施出臺后，普遍出現以次充好(如在電煤中摻入煤矸石、降低燃燒值)、地下交易(如不簽合同、現金交易)等辦法規避限價。限價不僅不能達到控制電煤成本的目的，反而加劇了供需矛盾。

　　三、鐵路等中間環節潛規則 市場煤成本大漲

　　重點合同煤與鐵路運輸計劃掛鉤，抬高了中間環節的加價。煤炭總運量中約60%通過鐵路運輸。計劃內的重點合同煤納入鐵路運輸計劃，可執行國家規定的運輸價格。計劃外的非重點合同煤運輸則要向中間環節付出相當高的代價，一些鐵路的“三產”、“多經”企業從中漁利，這已成為行業潛規則。此外還有點車費、車板費等各種名目的收費。電煤供需關系越緊張，運輸中間環節的放大作用越明顯。在煤電矛盾突出的時候，山西煤運到秦皇島價格可以翻一番甚至更多，大部分差價來自鐵路運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