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勞動力的無限供給或許真的快到盡頭了。

無論是雅戈爾在春節期間的“雷人罰款”通知，還是富士康在河南等地火車站派發紅包的壯舉，在正略鈞策商業數據中心負責人于立文看來，這都并非是偶然的現象，相反代表的將是未來長期的趨勢。

長期關注人口紅利問題的于立文提供了這樣一個信息：從人才供給來看，2008年中國已迎來“劉易斯拐點”，而在2017年前后，中國人口紅利時代將結束

所謂的“劉易斯拐點”是指在二元結構的國家，必然會經歷一個從勞動力過剩到勞動力短缺的過程，其中的轉折點，被稱為“劉易斯拐點”，這一拐點的出現也就意味著“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

與其有著相似看法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也在近日舉行的某論壇上預測，到2013年中國人口撫養比將達到最低點，單純靠勞動力和資本投入的經濟增長方式已走到了盡頭。

其實在中國近30年的高速發展中，人口紅利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高達5.8%的出生率，創造了中國前所未有的嬰兒潮，到70年代后期，這些在“嬰兒潮”中出生的人們紛紛踏上工作崗位，他們成為保持“中國制造”低成本優勢的主力軍，長期發揮著人口紅利的效應，由此讓人口紅利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制造業擴張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

但從2004年、2005年開始，珠三角地區涌現出大量的“用工荒”，而現在這一趨勢已蔓延到了全國。

一組統計數據顯示，在上世紀80年代，世界上每100個新增勞工中有30個來自中國，現下，每100個新增勞工中只有15個來自中國。10年后可能僅有5個，30年后或許只有兩個。人口紅利并沒有帶來“傳說”中的高就業，也沒有呈現勞動者工資大幅增長，于是長期被低估的勞動價值，隨著“用工荒”的出現被慢慢地引入修正的正途。中國勞動力供給發生變化，使得靠廉價勞動力過活的時代成為過去。

在于立文看來，只要經濟發展速度保持不變，對低端普通員工的需求量將長期保持不變，而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已成為必然趨勢，這也使那些長期依靠廉價勞動力，靠將利潤成本轉移到一線工人身上的做法來保證盈利空間的制造企業不得不面臨產業升級的壓力。

于立文曾接觸過日本某混凝土制造企業，他看到該企業一線員工數量是國內同行的十分之一，高端機械設備運用不需要太多的人力。但在國內，更多的制造企業關注的是如何獲取更多的訂單，甚少關注設備更新、升級，設備落后以及機器生產效率的低下意味著需要更多的人力去補足，也意味著中國制造勢必長期停留在低附加值的階段。

然而，擺脫低附加值給中國制造業帶來的影響和風險，建立更具核心競爭力的“高附加值”產業，是中國制造走出困境的關鍵所在。從歐美發達國家的制造業發展之路來看，通過產業升級，在技術創新、品牌建設和企業信息化三個方面做足功課，將是中國制造體現自有競爭力的轉型方向。

另一方面，于立文發現，在制造業產業升級的問題上，更多無奈退出制造業，最終被淘汰的企業背后是因為效率低下，管理無法同步升級。在人力資源問題上，培養一批跟著企業長期發展的穩定核心員工，讓其享受企業成長的成果，這種正面積極的互動自然而然更容易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速度，產業的比較優勢和競爭力也會得以保持。

目前，國內大量低端制造企業人均一年產出僅為20萬~30萬元，去除成本利潤空間極少。相反那些注重內部熟練工培養的企業人均產出可以達到100多萬元/年，僅個人創造的利潤就能有20萬元/年。在這樣的前提下，人力成本的上升不再是擠壓企業利潤的“殺手”，相反將長期形成一個雙贏的局面。

人口紅利的結束究竟是危難的開始還是機遇時代的到來，現在看來或許還無法下定論。但可以肯定的是，勞動力成本上升的趨勢已不可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