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美國和中國的凱恩斯主義策略背道而馳，歐洲在應對主權債務危機時采取的是嚴厲的財政緊縮政策，這是一個十分重要但又很容易被忽視的區別。我們看到，希臘和愛爾蘭（接下來也許還有葡萄牙、甚至西班牙）在接受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緊急救助資金的同時，都不得不吞下大幅削減財政赤字的苦藥。

這當然是與歐元這種舉世無雙的獨特貨幣安排分不開的——不同于美國或中國這樣的單一主權國家，歐元區不可能通過聽任貨幣大幅貶值的辦法來對其中某一國面對的危機進行過程痛苦的自我消化，如同上世紀90年代常見于拉美的那種情形。于是像伯南克那樣印鈔票就不是特里謝可以選擇的方案。事實上，只要有穩健增長且體量龐大的德國在，歐元幣值就不可能在市場交易中（也不會被政治家允許）一落千丈。

這就是為什么12月初歐洲央行進行的一系列類似于美聯儲量化寬松政策的暗度陳倉式的公開市場操作獲得了不少掌聲的原因，一些觀察人士從中領教到了特里謝的巧妙花招。然而，如果有誰提議再接再厲創建一個歐洲聯合國債市場的話，幾乎必然會遭到德國的反對。

問題是，假設撇開這些被迫因素，可以自由選擇的話，在經濟已經極度蕭條低迷的時候，進一步削減政府開支，究竟是不是一種明智的考量？實際上，并未受到外部壓力的英國政府已經這么做了。對此，目前正主導美國和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凱恩斯主義者們肯定會一個勁地搖頭。

他們的想法當然不是毫無道理的：財政緊縮必然意味著政府提供的公共投資（如修橋鋪路）和福利支出（如義務教育）的減少，而這些，或直接或間接、或短期或長期，必然要影響到市場需求及信心、企業的經營環境及就業水平，并降低整個國家的未來競爭力……對中國領導人來說，緊縮還會帶來最令人擔心的后果——社會矛盾的顯性化和尖銳化，而這已經在歐洲大地引發了不計其數的沖突動蕩。因此，即便不是鐵桿的凱恩斯主義者，如英國《金融時報》首席財經評論員馬丁•沃爾夫這樣的人士，也都對財政緊縮政策心存疑慮。

我個人認為，不能籠統地談論緊縮政策的利弊及可行性，而應當對政府債務問題進行準確的區分。例如，表面上同樣是驚人赤字比例，但在我看來，希臘和葡萄牙（一定程度上還有西班牙和意大利）屬于一類，而愛爾蘭和英國屬于性質非常不同的另一類。前者基本上是政府理財不當、收支無度造成的，換句話說，這些國家以往的財政管理是失敗的。而后者，尤以愛爾蘭為典型，其巨額負債并非源于政府亂花錢，而是政府應對金融危機的錯誤政策。說句公道話，愛爾蘭政府收支一向基本穩健，只是銀行體系不斷上升的呆壞帳像一個永遠填不滿的窟窿，把急于救助它們的國家財政拖向了瀕臨破產的深淵。作為法治健全、政府治理良好的國家，英國和美國目前的赤字情況也屬于后者。

在作了上述區分以后，答案就比較清晰了。很明顯，對希臘和葡萄牙來說，緊縮是必須的。只有緊縮才能帶來有益的改革，否則即便注入再多的錢，也照樣會被揮霍掉。而對于愛爾蘭這類經濟體來說，則還得進一步審慎地分析其金融系統的風險究竟大到何種程度？援救它們成本、可能性與讓它們倒掉造成的風險、損失相比究竟作何取舍？相對而言，因為愛爾蘭政府本身的財政收支沒有太大的問題，因此，只要外部注入的流動性助其度過了眼前的難關，它的經濟就有可能在不長的時期內自我修復。顯然，伯南克看待當前的美國經濟時所持的也是這種觀點。

在財政和貨幣政策方面，當今世界上前三大經濟體——歐洲、美國和中國——正日益顯示出分道揚鑣的跡象：美國仍然是堅決的“輸血派”，歐洲則無可奈何的“緊縮派”。而站在這兩個極端之間中國，則基于自身面臨的通脹風險，已開始師從英國，艱難地從“輸血”向“緊縮”轉變。不管它們各自的前景和成效如何，這種政策上的分道揚鑣本身就可喜地表明，各經濟體的決策者對危機的認識正在深化。就像人生病一樣，同樣的癥狀，不同人的體質、病因和程度都是千差萬別的，藥方和劑量自然也不應該依樣畫葫蘆。

但也在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認識到，不同經濟體政策的分道揚鑣會產生相互消長的不確定效應，這給未來全球經濟走出危機、轉入復蘇增添了更大的復雜性。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