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中，產業結構是其中一個核心環節。過去五年中，盡管中國在產業結構調整上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效，但產能過剩問題一直未能解決。

如何分析過去的產業結構調整的成效和問題，為新一階段的產業結構調整提供思路，《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了長期研究產業結構問題的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研究員胡遲。

轉型升級仍在“爬坡過坎”

第一財經日報：過去五年中，制造業的轉型升級取得了怎樣的成績和經驗？

胡遲：“十二五”以來，我國制造業一直著力穩增長、調結構、促轉型，著力緩解外需萎縮和經濟下行的不利影響，按照“十二五”規劃的目標，制造業的轉型升級不斷取得新的成效。

第一個表現是制造業內部結構不斷改善。高技術產業發展態勢良好，戰略性新興工業發展速度進一步加快，工業生產的科技含量在逐步提高。2012年，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比上年增長12.2%，高于規模以上工業增速2.2個百分點，而六大高耗能行業增速9.5%，低于規模以上工業增速0.5個百分點。

第二個表現是信息化的提升作用進一步增強。工信部提供的資料顯示，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扎實推進。以兩化深度融合為特征的一批國家級新型工業化示范基地加快建設，成效明顯。2013年以來，以智能設計、制造、運營、管理、決策和產品為主要特征的智能工業初步發展。

第三個表現是服務業的貢獻明顯提高。2012年，我國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為44.6%，比上年提高1.2個百分點。2013年前三季度，我國第三產業無論是總量、增速，還是投資規模、增速均超過第二產業。

第四個表現是研發支出穩步增加。目前，我國研發投入占GDP比重已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東部沿海省份和地區的研發比重更高。

日報：中國制造業的結構調整又存在哪些問題？

胡遲：我國作為全球制造業中心的吸引力依然強大，但總體而言，轉型升級仍然處于“爬坡過坎”的量變積累階段，且由于經濟放緩、成本上升及國內外市場風險與技術不確定性所帶來的巨大阻力使得轉型升級的進程異常艱難。

從效果來評判，制造業的產業結構優化的步伐還不夠快，產能過剩出現了兩個明顯的表現，一是出現了“越治理越過剩”的趨勢。以鋼鐵行業為例，2002年，我國粗鋼產能不足1億噸，而到2012年年底，中鋼協的口徑是9億噸。有市場機構認為，把那些政府沒統計到的算在內，可能超過10億噸。鋼鐵行業產能過剩也愈發嚴重。目前產能過剩在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1318,-6.00,-0.45%)、焦炭(1622,-15.00,-0.92%)等傳統產業“尤為突出”。

二是“低端過剩高端也過剩”。這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在同一產業內，高端產品有時候還賣不過低端產品。另一方面，除了傳統產業，部分戰略性新興產業也出現過剩。比如光伏行業，短時期內投資過度，致使產能嚴重過剩。

形成目前的情況同“體制性障礙”不無關系，主要表現為市場化改革還未到位，政府在產能結構調整中的“越位”情況更為明顯。

雖然經過多年改革，政府仍然保持著支配資源的相當大權力。例如，雖然95％產品的價格已放開由市場定價，但剩下5％的最重要基礎產品與要素的定價權仍然由政府掌控。各級政府對土地資源有幾乎絕對的支配權，對于金融機構發放信貸也有很大影響力。在政府如此強勢的格局下，以GDP政績目標為導向的各級政府代替市場決策，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不斷加強，甚至出現了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現象。不光是國有企業，由于地方政府的強勢地位，很多民營企業也在地方政府的主導下上了很多大型項目。

無論新興產業還是傳統產業的過剩危機，都有政府“有形之手”的影子，而市場則難以發揮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

強調行政問責制很有必要

日報：十八大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那么在未來的產業結構調整中，如何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胡遲：李克強總理一直強調，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要從根本上建立去除產能過剩的長效機制，就必須堅定不移地深化體制改革。“解鈴還須系鈴人”，改進當前GDP考核對地方的影響、加快推進政府職能的轉變對于有效化解產能過剩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同時，在產能結構調整的問題上，要實現兩個方面的強化，一個是強化各種“去產能化”手段之間的協調與互動，二是強化在產業結構調整上對地方的問責力度。

工信部原部長李毅中曾經表示，政府部門在調控淘汰落后產能上力度還不夠，措施不得力。因此，必須加大監管的力度，不折不扣地執行各項政策法規，切不可姑息手軟，同時增強各項政策之間的協調效應與合力。前期在環保治理上，中央在地方問責方面積累了不少的經驗，也取得了很明顯的成效，所以，我個人認為，在目前體制環境下，強調行政問責制的使用很有必要。

日報：在中國企業下一步的結構調整中，如何解決“錢從哪里來，人往哪里去”的問題？

胡遲：對于抑制產能過剩，企業也責無旁貸。企業應當積極行動起來，在充分掌握市場行情的情況下，做到理性決策。在目前產能過剩的情況下，企業尤其應當以轉變發展觀念、改變競爭模式來應對。

在“錢”和“人”的問題上，既要發揮市場調配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也要發揮政府解決市場外部性的托底功能。

在我個人看來，當前的產業結構調整還要積極發揮金融機構和資本市場的作用，在傳統的信貸之外，通過股權融資、債權融資、風險投資、融資租賃等多種形式幫助企業解決結構調整的資金問題。

對于產能結構調整中所釋放的勞動力，政府要發揮責無旁貸的義務。比如，落實職工在企業調整中的補償，強化職工轉崗培訓。如果一時間實在解決不了職工的就業問題，現有的失業、社保機制要解決職工的生存問題，保障產能結構調整順利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