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在即，各方對新一輪改革充滿期待，而被認為是中國經濟改革最大紅利的金融改革又會走出怎樣的步伐，自然更受矚目。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張承惠認為，在十八屆三中全會這樣一個大會上，對于金融領域不一定會有非常具體的改革方案，更多的應該是框架性的、方向性的、引導性的決定。

張承惠是在10月31日—11月3日在北京展覽館舉行的第九屆北京金博會主論壇——中國金融年度論壇上作出上述表述的。在她看來，下一步的金融改革還有以下幾個需要解決的問題：一是金融改革的框架和方案的設計；二是怎樣看待在金融轉型和金融改革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金融風險；三是中央和地方在金融監管方面應該怎樣進行分工；四是怎樣來提升金融機構的效率；五是最根本的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問題。

下一步金融改革的方案框架協調怎么做？張承惠表示，對于解決中國金融體制改革這一龐大課題來說，一行三會聯席會議制度的效果還是很好的，但要繼續推進改革，現有的機制還不夠。

“聯席會議制度還不是決策機制，只是一個溝通的機制，相對來說是比較松散的。首先，它沒有一個專門的機構，沒有專職的專業人員，沒有明確的責任約束，沒有最終的責任承擔者；其次，部門的利益比較強烈；第三，協調效率還是不高。即便是副總理牽頭，定期召開一行三會的聯席會議，能真正地解決多少問題還看不清楚。最典型的就是財富管理市場已經變成了一個大財富管理概念，但因為監管的標準和嚴格程度不一樣，存在套利空間，也就存在著風險和監管漏洞，應該有一個機制來解決，但到目前為止解決的效果不是很好；第四是透明度的問題。金融改革牽扯到眾多的利益相關方，怎么來參與金融改革，在改革方案的設計和實施過程中表述自己的利益訴求？如果說只靠一行三會找幾個代表開幾個座談會，我認為是不夠的；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是協調問題。比如利率市場化，為什么國外要搞十幾年，就是因為它是很復雜的事情，可能比商品的價格放開難度更大，遇到的困難和風險恐怕也是更大，這個是不是由一行三會聯席會議來解決我說不清楚。”張承惠說。

在未來金融轉型和金融改革過程中，怎樣看待可能出現的風險并處理已經存在的風險，在張承惠看來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比如說在利率市場化的過程中，最先受到沖擊的會是中小銀行，最近我們也到部分省市進行了調研，發現中小銀行特別是農村的金融機構對應對利率市場化可能帶來的沖擊準備是不足的，這就意味著我們可能會出現一部分中小商業銀行倒閉。我們能不能承受這樣的風險？還有在經濟下行時期商業銀行不良率反彈應該是一個必然的結果，當然現在從銀監會的報表來看不良率的指標還相當好，今年上半年是0.96%，不到1%。真實的不良率是多少？現在學術界有一些爭議和討論。在調查過程中，我們確實看到，也從別的途徑了解到有一些商業銀行是通過技術手段在掩蓋不良資產，來推遲不良資產帶來的風險。一旦真實不良率出現比較大的反彈，我們能不能接受？”張承惠提出了很多疑問，包括淘汰落后產能帶來的金融市場波動、地方政府債務違約風險等等，但并沒有一一給出明確答案，只不過態度是明確的。在她看來，金融危機是一種市場的自我調整機制，靠市場的出清機制，才能把劣質的金融機構和產品淘汰出去，才能檢驗監管體系的漏洞和不足，并及時加以彌補。

而對于中央和地方在金融監管方面分工的問題，張承惠表示她更傾向于分級監管的模式，并透露今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有一個自己定的課題就是地方金融監管的研究。

“老辦法是垂直性管理體系，即由中央到各省市、層層設置一個獨立的監管體系，這種體制一定是一刀切的，一刀切的結果就是監管效率比較低，把好的、壞的通常都全部砍掉了，還有監管的成本是比較高的；另外還有一個處理方式是部分監管。一行三會管一些比較大的全國性的金融機構，還有一些類金融機構——比如說小貸公司、融資租賃公司、擔保公司，都被剔除在一行三會的監管范圍之外，這樣的結果大家都看到了，市場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紊亂。所以，部分監管同樣是效率不高的；第三種結果是分級監管。在一定程度上賦予地方政府以金融監管的職能、職責，并對地方政府履職的情況進行考核。”張承惠說。

張承惠還透露，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正在和世界銀行展開一個未來五年中國金融發展戰略的研究，目前已經進入了收官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