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目前G20在國際經濟金融治理格局中的地位如何？G20框架給中國帶來了哪些戰略機遇？

張濤：到目前為止，中國與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都建立了大使級外交關系，與這些國家的雙邊關系都非常深厚，具體而言包括經濟、政治和文化等多方面雙邊關系，在我國對外事務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應該認識到，我們參與多邊機制的歷史也同樣久遠。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成員國之一，也是聯合國機制下的多邊機構——包括IMF、世界銀行以及其他國際多邊機構和區域組織的成員，甚至還是有些機構的創始成員。

但是，多年來我國運用多邊關系、多邊機制處理國際事務的力度和范圍相對雙邊關系而言，更多地還處于協助和配合的地位。在五十年前世界一極格局或者兩極格局的情況下，處于這樣的局面還能理解。而今大家對全球基本形勢的判斷是，雖然美國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視，但是其他發達國家和新興大國的興起，對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產生了新的沖擊。多數人認為世界多極化格局是大勢所趨。

另一方面，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不僅中國融入世界，其他國家也越來越多地融入世界，總的來說，世界大部分主流國家都接受了開放和全球化的基本思路。

在此背景下，我認為多邊經濟和金融關系顯得尤為重要，可以說，“多邊國際經濟金融關系和戰略”是中國對外開放和對外經濟戰略的一個重要視角，而G20則是這個視角中的一個關鍵部分。

如何在多邊國際經濟金融戰略的大框架下看待G20峰會？我個人參加過多倫多、首爾和戛納三次峰會。我認為，G20峰會具有四重特殊性，一是機制化，不是不固定、臨時的會議。迄今為止，G20已經成功舉辦了七屆峰會，今年是第八屆，第九屆、第十屆也排上了議程。因此，這是個機制化的論壇。二是G20沒有投票機制，沒有機構化。相比之下，布雷頓森林體系是建立在條約上的，而G20沒有條約基礎，也就是說沒有投票機制，是共同協商講求共識基礎的論壇。作個通俗的比喻，它既類似于董(理)事會，又不完全是董(理)事會。三是領導人機制。相較而言，IMF既具有機制化，也有機構化的特征，但它不是領導人機制。四是G20第一次由主要新興經濟體參與的機制。參與的國家和經濟體有20個，這一數量并沒有經過科學界定，究竟參與國家的數量為多少會使得機制更加有效？G20的治理結構至今還在不斷完善的過程中。

基于G20的特點，在我看來，必須要處理好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要總體統籌我國對外經濟金融戰略。對外經濟發展戰略是我們的出發點，包含了我國在所有雙邊、多邊以及G20的機制下，要達到的總體目標。黨和國家相關方針政策都對我國的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目標進行了總體統籌和規劃。在此基礎之上，學術界應該更進一步地思考對外開放的現狀以及前景，在擁有基本愿景的前提下，再來談G20，恐怕會更有針對性。

第二，如何處理G20與其他多邊機構、區域性組織之間的關系？由于G20是領導人機制，而對領導人談話并沒有框架限制，所以G20對主要國際多邊機制比如IMF、世界銀行、金融穩定論壇以及WTO等均有所涉及。但是，作為一個整體，絕大多數多邊機構有其固有和獨立的訴求和治理結構，也有自身的運作方式。在G20機制下如何協調各方利益？這是一個值得我們討論的課題。

另外，整體而言，我國在雙邊之間還有很多重要的對話機制。比如中美、中英和中歐戰略對話等等，中日之間也有副總理層級的對話機制，還有諸如中日韓的區域性對話機制。因此，總體對外戰略、G20、多邊機構和雙邊對話機制四者之間是什么關系？如何協調這四個方面的關系？G20如何對其他三方面進行指導、支持、補充？這些都是需要進一步明確的問題。

何建雄：有效的全球經濟治理需要政治平臺來推動形成。中國和世界的利益是基本一致的，中國未來經濟尤其是金融的發展，包括怎樣在全球范圍配置儲蓄、尋求回報、管理風險，都與全球金融體系息息相關，因此中國希望有一個開放的全球性金融系統。從制造業角度來看，中國面臨產能過剩，因此未來的發展、在價值鏈中的提升、相對競爭力的提高，都需要謀求開放的貿易體制、投資體制和安全可行的危機管理體制。現在已經建立了很多關于全球治理結構的機構和機制，但要使這些機構、機制有機協調，需要在最高的政治平臺上來進行推動——G20就是這樣一個平臺。G20能夠提出新的議題，重新確定已經在國際層面討論過的議題重點，對一些已經建立的規則進行政治層面的背書。

我國是經濟發展的后來者，迅速發展的中國會使一些國家感受到沖擊。從發展的質量和水平的角度來講，中國與發達國家的距離還很遠。然而改變平衡的往往是增量。中國的增量變化在G20成員中非常突出，特別是在大宗商品需求、節能減排和國際儲備等方面體現很明顯。這使得國際社會聚焦中國，中國和美國都是世界關注的中心。

何帆：G20為中國到底提供了一個什么樣的戰略機會？我個人認為G20的出現為我們思考世界格局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角度，G20是有史以來第一個按照大國來劃分的世界組織，其創新之處在于把大國組織到一起，不論對方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對世界的劃分標準會影響對國際關系的處理：若按意識形態劃分，那就是冷戰的格局；若按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來劃分，則是另一種格局。

現在，中國則需要搞清自己的定位問題，美國不承認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我覺得這是有道理的。大國之間存在共同點，美國是個發達國家，挪威、盧森堡也是發達國家，但是美國和中國、印度尼西亞之間的利益共同點很可能比它和挪威、盧森堡的共同點多得多，不管貧窮還是富有，大國之間存在一些共同關注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不論是自然學科還是其他學科研究國際問題，當問題足夠大了以后就會發生一些質變，這一點能夠啟發我們思考一些新的國際問題。

為什么要研究大國問題呢？一方面，我們希望與大國合作，就需要尋找新的利益交匯點。但另一方面，我們又不愿意完全接受西方的理念，雖然有些觀念在最后會趨向一致，但是還是有些根深蒂固的觀念很難趨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制度，更不用說時時處處都有不同的利益，這正是為什么要講制度自信、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就是為了預防不被西化，給自己留余地。因此，我們在考慮與大國合作的時候，一方面，需要說明雙方的共同點，關心的共同問題，但另一方面需要說明雙方關心的角度不一致，這是對中國崛起過程中的一個考量。

所以，G20對中國而言，就其本身可能作用并沒有預想的那么大，但對于我們如何認清并把握世界格局則具有深遠意義，就像我們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一樣，加入G20為我們提供了新的歷史機遇。

中國參與G20框架的戰略選擇

主持人：為什么我國要參與G20的相關事務，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未來應如何通過G20平臺，貫徹執行我國對外經濟發展戰略？

張濤：具體而言，我認為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重在參與。雖然G20誕生時間不長，生命力卻依舊旺盛。它也許不如最初誕生時人們的期望那么高，但其發展應是一個細水長流、綿延不絕的過程，需要我們的耐心，不能因為早時早刻沒有重大結果或者閃光點，我們就不重視。在國際政治經濟氣候不那么積極向上的背景下，G20可能會面對很平淡的結果，不會總出現2009、2010年那樣令人激動的時刻——2010年是危機時期的特殊狀態。在我看來，既然我們已經認識到，G20是一個第一次由新興國家參與的經濟金融協調機制，我們就一定要積極參與，并且把握好這個平臺，這應是一個不可動搖的基本原則。

二是精心維系。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全世界第一次把聚光燈打向中國。雖然我們的體量確實變大了，某種意義上也是“早熟”，我們還沒有準備好如何應對這些聚光燈。國際多邊機制可能也對聚焦中國沒有做好準備。因此，我們更要精心維系與多邊機制的關系。我個人認為當前我們還處于多邊關系發展的初級階段，這就好比兩個人從最初相識后慢慢地了解，再進一步深入發展細致和穩定的關系。我認為，一個國家與一個多邊機構之間也應如此，應充分理解對方的文化思想邏輯和處事方式，只有深入其中才可能深入了解。多邊機制如何運行有賴于歷史的積累，單靠我們個人不可能把握所有積累，需要我們持之以恒的關注，才能為今后進一步發展奠定基礎。

至于人才問題。除了有良好的學歷和深厚的研究能力，還應該有豐富的工作經歷。我們發現，有時雙方無法進行良好溝通的主要問題并不在于語言——可能我們使用的語言都是英語或者漢語，但卻不能很好地理解對方所表達的內涵。這方面，我們與其它國家相比還存在明顯的差距。所以，我們一定要精心維系，認真比較，長期堅持。

三是有所作為。身處這個平臺，我們也要有所作為。有所作為，一方面要為我國的自身利益服務，另一方面，我國也要為這個多邊機制及共同利益服務。參與多邊機制不是一個零和游戲，利用多邊機制，也是為我國爭取更多利益的重要方式之一。當然，在多邊機制下可能需要觸及多國的利益，這就需要我們恰當地把握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一般利益與核心利益，單方面利益與整體利益等多種利益關系。

既然我們已經參與到多邊機制中，我們就應該認真思考中國未來的道路。如何從G20的視角，在G20及其他多邊機構中提出我們的見解？如何在這些平臺上建立中國元素？如何在多邊機構中準確地進行自身定位？這是一個重要工作，但不能一蹴而就，需要我們在平時的工作中點滴積累孕育。比如，如何在多邊機制里尋找話語權，這不是簡單的大體量就可以解決的問題。因此，我們一定要深入細致地滲入到多邊機制的具體細節中，正所謂潤物細無聲。只有做到這一點才能真正把握話語權。

在制訂明確的長遠戰略框架的基礎上，我們更要腳踏實地做好日常事務中的每一份工作。多邊機構主要采取投票方式，增加了份額，有了多的投票權固然重要；投票之前的工作更為重要，如何掌握投票之前的主動權也極為艱難。這需要靠大量事前長期而細致的努力。否則即便有較高的份額也不能包打天下。比如，目前美國在IMF的不少重大事項中仍擁有否決權，但是也并不是每次美國的提案都能通過。許多事例表明，前期工作看不見，摸不著，但至關重要。

何建雄：中國和世界的利益在總體上是禍福相依的，開放、公平競爭的游戲規則對中國有利。我們在醞釀對一些國際經濟金融領域的倡議時，往往會較多地考慮對方的意圖。我認為，以對方意圖來確定己方立場，往往會將自己放在不利的位置，受人圍攻。正確的態度是應該具體分析利弊，即使對方針對我們，也可以善加利用，積極參與。除立場問題外，還有人擔心一些倡議的門檻過高。我認為針對門檻過高的問題，應當采取建設性的態度，積極參加。有的時候，在談判過程中門檻可能會降低。同時，我們國家還在發展，現在看高的門檻，過幾年可能就不高了。但如果開始就采取消極態度，在他國談判成功后再尋求進入會更加困難。

我國通常很看重G20峰會和部長會，但有時真正發揮建設性作用是在會前和會外，會議已經是宣布戰果的時間了，會前、會外才是沒有硝煙的戰場。在這個戰場上我們要尋找利益相關方和利益共同方，尋求利益最大化。

另外，我認為國內協調可以進一步加強，部委間的協調應有充分的前瞻性。重大倡議的推動需要一年，甚至數年時間的準備。戰爭要贏得勝利，就要合理運用各方面力量，內部協調是非常重要的內容。至少參加會議的領導要清楚哪些方面要有所推動，哪些方面要有所操作，應該支持或是反對哪些議題。我認為在內部協調方面可以多做總結。

何帆：關于基礎設施建設。我非常支持基礎設施建設，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得比較好，另一方面根據商業理論完全能夠證明經濟增長到最后需要依靠投資。金融危機之后很多專家認為我們應該通過鼓勵消費來刺激經濟增長達到經濟平衡，不過根據危機后的經濟情況，我們可以發現要實現持續的、穩健的、平衡的增長，到最后還是需要依靠投資，尤其是對基礎設施的投資，但是也有一個度的問題。我現在正擔心度的問題，尤其我們在海外基礎設施投資方面有點過度。為了繞開馬六甲海峽問題，我們在海外修筑了很多條戰略通道，這些戰略通道有沒有考慮到財務上的可持續性，有沒有考慮到未來地緣政治上的演變情況？我們經常和印度合作投資基礎設施，不過印度制造業發展起來了，對我們到底有什么好處？并且隨著全球經濟出現變化，如果我們判斷能源和大宗商品價格不再出現金融危機之前那種巔峰的狀態，通過基礎設施投資開采礦產、購買油田，從戰略上、從財務上到底存在多少可行性？我覺得我們可能需要更加謹慎一點。

關于多邊貿易體系。現在新的貿易規則與WTO的規則存在很大的差異，比如，中美之間的BIT，現在正在進行的TPP、TTIP，還有個別領域的GPA、服務貿易，明顯與WTO的規則不一樣。這一體系是一個更好的自由貿易區，而WTO的規則將不可能再適用，甚至我們是不是要倡導一種新型全球化。那么，我們必須界定傳統的全球化的定義。在2007、2008年以前高速增長時期的全球化，可以界定為中心外圍的、放任的、沒有監管的全球化，甚至是沒有考慮到可持續性的全球化；2007、2008年之后傳統的全球化出現了的倒退。若我們現在不希望它倒退，但又不能恢復到2007、2008年之前的繁榮，就需要建立一種新型的全球化，這也可以理解成構建國際經濟新秩序。那么，新型的全球化應該是怎樣的？它不是當年南方國家主張的那種完全革命性的、巔峰性的國際經濟新秩序，而是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分享利益的全球化。

查道炯：什么是戰略？為什么我們要參與G20的相關事務，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究竟我們是該推動、促進G20的發展，還是應該阻擋它的發展？其實無論是G20，還是G8+5，或是其他機制，對于中國來講，戰略收益是動態的。動態是指對外經濟政策的可行度，需要共同商討決定。如果我們不參與到G20中，那么很多事情有可能會有很大的阻力；而如果我們參與到G20中，那么，我們至少能做到知己知彼，從而有助于我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澳大利亞羅伊研究所設有G20研究中心，它是由財政部副部長領銜成立的。與中國一樣，該研究所也對G20的定義、澳洲應采取的戰略等相關問題進行了研究。我希望這個課題不是一次性的課題，未來還需要深入展開這方面的研究，這是我們相互教育、相互學習的過程。

針對剛才何帆講到的馬六甲海峽問題，我認為馬六甲困局根本不存在，只是我們自身經不起外界的恐嚇而引發的困局。如果對方真心想炸毀我方的油、氣、礦產，沒必要等到馬六甲海峽再下手。無論是日本、美國，還是恐怖主義，如果他們在馬六甲海峽擊沉了我國的商船，不僅得罪了中國，還得罪了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所以，馬六甲威脅其實并不存在。同樣，中緬油氣管道問題亦是如此。我覺得我們的很多戰略并不符合常識，但是在國內這些戰略的說服力卻特別強，從而導致了我國在外交上長期存在很大的被動。因此，我們要有清醒的判斷力，不能完全受外界因素影響。

關于基礎設施投資，我們要倡導亞洲基礎設施建設，在實施過程中，要協調亞行和東盟的經濟一體化。為什么要這樣做？主要是為了應對國內那些鼓吹“國外扼殺中國”的力量。同時，我們也要避免“中國陰謀論”這一說法。中巴經濟走廊，以及各種輸油管道線路都是一些浪費資源大搞戰略通道建設的工程。我覺得基礎設施投資固然重要，但是必須協調好既有的國際機制，避免做出不必要的戰略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