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外債杠桿率過高，且短債規模快速上升；另一方面，進口替代戰略失敗導致拉美國家出口收入規模確定性上升。美聯儲貨幣政策緊縮，國際資本流向逆轉和大宗商品價格下跌、拉美國家國際收支入不敷出，拉美債務違約便不可避免。

以1982年墨西哥宣布無力償還外債為標志，拉美國家相繼爆發嚴重的債務危機，這是拉丁美洲國家當時經濟發展路徑矛盾的總爆發。拉美國家普遍儲蓄率偏低，為了維持較高的投資水平，只能舉借外債保證資金供給。例如，1970年代墨西哥的經濟年均增長率達到了6.5%，1978年至1981年各年的經濟增長率分別為8.2%、9.2%、8.3%和8.1%。另一方面，墨西哥在這一期間債務總額增長近20倍，從1970年代初期的50億美元激增至1982年末危機爆發前的876億美元。債務規模的膨脹遠遠快于GDP增速，1982年墨西哥GDP不過1373億美元，債務余額占GDP的63.8%。

拉美國家能夠在1970年代不斷提高本國的杠桿水平，主要受益于當時美聯儲寬松貨幣政策。在美國里根政府和英國撒切爾政府上臺前，雖然經濟學界已經對凱恩斯主義展開反思，但貨幣主義還尚未完全主導西方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因此，除了石油危機期間，聯邦基金利率基本都維持在較低的水平。1971年全年聯邦目標基金利率維持在3.5%左右的水平，72年升至5.5%，第一次石油危機過后的1976和1977兩年回落至4.75%左右的水平。總的來看，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全球金融一體化進程開啟，1970年代歐美商業銀行加大了對拉美地區的放貸規模。

第一次石油危機重創美國經濟，1974年聯邦基金目標利率一度超過10%。為了刺激經濟，第一次石油危機結束后，聯邦基金利率迅速回落至危機前的水平。這一時期美聯儲貨幣政策的變動尚未對拉美地區流動性造成重大影響。

1978年底伊朗伊斯蘭革命爆發引發第二次石油危機，1979年保羅沃克爾上任美聯儲主席。第二次石油危機加劇了西方國家的滯漲問題，而沃克爾以強硬手段抑制通脹水平的上升。1981年6月，沃爾克將聯邦基金利率從1979年的11.2%的平均水平提升至19%的歷史新高，貸款利率也提升至21.5%。1982年，聯邦基金利率水平也維持在歷史最高水平附近。

換言之，美聯儲的緊縮貨幣政策從1979年一直持續到1982年，緊縮力度、持續時間遠遠超過第一次石油危機，大量資金流出拉美地區。而拉美國家這一時期債務結構也發生較大變化，短期債務比例上升，加重其短期償債壓力。再者，美國收緊貨幣政策、美元走強意味著大宗商品價格的下跌。CRB期貨價格指數自1980年12月起一路下滑至1982年9月末危機前夕，指數由334.7跌至227.9。大宗商品價格下跌意味著拉美國家出口收入的減少和國際收支的惡化。為了維持國際收支的平衡，拉美國家不得不以資本項目盈余來彌補經常項目的赤字。

以墨西哥為例，1975年資本項目流入規模僅為16.5億美元，盡管1979年至1981年美聯儲連續加息，但資金流入墨西哥的規模不斷上升。1979年流入規模為84.5億美元，1980年資金流入規模已達到113.8億美元，1981年更是上升至266億美元。

但是在美國不斷收緊貨幣政策背景下的資本流入是不可持續的。墨西哥宣布債務違約后，1982年資金流入規模迅速下降至99億美元，1983年資金流入規模僅為13億美元，1985年更是出現了資金凈流出。

總之，拉美債務危機的爆發有其深刻的國內因素：一方面外債杠桿率過高，而且短期債務規模在危機前快速上升；另一方面，進口替代戰略的失敗導致拉美國家出口收入規模確定性上升。一旦美聯儲貨幣政策由寬松轉為緊縮，國際資本流動方向逆轉和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導致拉美國家國際收支入不敷出，債務違約便不可避免。因此，美聯儲緊縮貨幣政策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引爆債務危機的導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