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歲的劉玉國今年又喜又愁。

作為河南省平頂山張莊一組村民，他高興的是今年22歲兒子開始工作，每月收入1500元，這樣1年給全家多掙2萬。愁的是，兒子很快要娶媳婦，需要五六萬的費用；大女兒讀研1年還需1萬元費用。

他家的3畝3分地，今年種植玉米收了5200斤，比往年的3500多斤大幅增加。同時他自己在平頂山煤礦做皮帶工，月收入3000多元，比去年做煤工2000多元高了不少。

這收入比劉玉國2010年做磚瓦工月收入700多元錢，增加了好幾倍，但他也膽戰心驚，怕錢不值錢，“收入漲是好，但物價不要太高。否則錢買不了多少東西。10年前蓋個2層的房子幾萬塊就可以，現在10萬都難。”劉說。

劉玉國的希望，是眾多民眾對于美好生活的期待之一，恰也是國家下一步政策著力方向之一。

11月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大會報告提出，在發展平衡性、協調性、可持續性明顯增強的基礎上，到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新華社發表文章指出，這是中共首次明確提出居民收入倍增目標。

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沈利生判斷，十八大將收入和GDP目標并列，說明下一步經濟增長將主要由消費驅動，從而改變過去投資和出口拉動經濟作用明顯的情況，“一系列新目標之下，意味著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會盡快出臺”。

“過去說2020年人均GDP要達到2000年的4倍，現在按照十八大目標測算，至少也有五六倍了。”北大中國經濟核算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說。

據測算，要實現10年經濟增速翻一倍，需要每年經濟增速在7.2%左右。由于目前明確提出居民收入也要翻番，按此看居民收入年均增速將不低于7.2%。

收入首列目標

中共十五大曾提出，到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

中共十六大提出目標，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到2020年力爭比2000年翻兩番，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明顯增強。

中共十七大也提出，“實現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兩番”。

本報計算得知，GDP20年要翻兩番，要求10年平均經濟增速為7.2%。由于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人口總數仍在增加，提出人均GDP目標20年翻兩番，暗含的意思GDP年均增速要比7.2%高。事實上“十一五”期間提出的年均經濟增速為7.5%，的確高于7.2%的數字。

11月8日召開的十八大，將2020年的目標進行了再調整，十八大報告提出，“(2020年)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蔡志洲認為，由于2011年經濟增速為9.2%，今年經濟有望增速在7.5%以上，這為之后幾年經濟完成年均7.2%的增速目標，開了好頭。

按照3年平均匯率測算，2011年中國GDP為7.3萬億美元，大約相當于美國15.1萬億美元的一半水平；若未來10年中國經濟總量翻番，這意味著2020年中國經濟總量將大約達到美國現在的水平，“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當然由于匯率和物價因素，實際情況還有些差別。”蔡志洲說。

另一方面，由于“十二五”時期中國勞動力總量將下降，加上國家能源總量控制政策，加上國際經濟低迷，中國經濟增速放慢，已經成為學界共識。中國社科院此前公開報告判斷，今年全年中國經濟增速在7.7%左右，這是改革開放以來除亞洲金融危機等非常時期以來，首次低于8%的增速。

蔡志洲認為，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年均經濟增速在10%左右，考慮到經濟基數總量太大，以及環境、資源、能源壓力影響，今后中國經濟增速可能放慢，但是達到8%左右的水平，應該問題不大。

發展模式之變

實現目標的關鍵在于，既要實現2020年GDP總量翻番的目標，同時發展模式也要轉變。

本次十八大報告指出，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前提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重大進展，在發展平衡性、協調性、可持續性明顯增強”。報告還提到，“要著力解決制約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大結構性問題。要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一戰略基點，加快建立擴大消費需求長效機制，擴大國內市場規模”。

沈利生指出，把經濟增長和居民收入增長放在同一個年均增長7.2%的水平上，這將改變過去經濟增速一直高于居民收入增速的局面。

多年以來，尤其是2000年以來，中國經濟的推動力量中，消費推動作用持續下降，而投資與出口的作用持續上升。

查詢國家統計局公開數據發現，2000年最終消費對于經濟的貢獻率為65.1%，在十七大舉行的2007年，當年14.2%的經濟增長中，最終消費貢獻率下降到39.2%；2000年資本形成總額(投資)對經濟的貢獻率為22.4%，2007年提高為42.7%；2000年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經濟的貢獻率在12.5%左右，2007年提高到18%。

廈門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李文溥教授指出，投資和出口在上一個十年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率很大，但接下來主要靠消費。

此前日本也經歷類似過程。比如上世紀50-70年代，該國消費占GDP的比例高達60%，70-90年代，降至40%左右；90年代至今，在52%左右，這當中的變化，與日本在1960年實施收入倍增計劃有關。李稱，中國提出10年城鄉居民收入增加一倍，也將有類似效果。

李文溥判斷，目前中國最終消費對經濟的貢獻率下降到了37%-38%左右，這很不正常。

具體到今后提升消費貢獻的途徑，“需要通過體制改革促進經濟發展，從而提高消費占GDP的比重，增加居民的收入，并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善民生，這是一個長久之路。”李說。

配套改革待推進

李文溥的說法不無道理。

此前居民收入增長不甚如意，大部分年份都是居民收入低于GDP增速。其中2008年以來，中國出現了罕見的經濟增長與居民收入背離的情況。

比如2008、2009、2010、2011年中國經濟增速分別在9.6%、9.2%、10.4%、9.2%，而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別為8.4%、9.8%、7.8%、8.4%，出現了反向增長情況。最有意思的是2011年前三季度經濟增速下降到7.7%，但是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反而達到歷史最高9.8%。

為什么經濟增長越慢，居民收入反而高？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北京大學宋國青教授認為，除通脹因素以外，這與分配因素有關。因為經濟快速增長時，財政收入和企業利潤增速都很高，而居民份額顯然會顯著下降。

宋說，也正因此，要實現下一步城鄉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長，實施更大范圍的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加大。目前民營企業融資難、生存難等問題沒有根本解決。

另一方面，國家提出10年城鄉居民收入增加1倍，意味著民營企業的成本將增加。此前有一些企業家和專家在不同場合指出，現在核心問題是放開民間投資，給民間資本出路。

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顧問保育鈞指出，目前有一些地方，對于民間投資的放開步伐確實在加大，“但是最核心的是落實，比如民間資本可以辦銀行，早就有文件，但是實際上卻落實不了。”保育鈞說。

沈利生建議，下一步要加快推進相關改革步伐，比如營業稅改增值稅要盡快推開，這可以對企業減稅；個稅也需要減負，其中個稅起征點起碼要提高到5000元以上，一些個稅過高的累計稅率也要考慮調整。

此外，要增加居民收入和社保待遇，一些國有企業的紅利還應該更大幅度上繳；并且，還需持續加大技術改造投資。

亞洲開發銀行副首席經濟學家莊巨忠此前指出，近幾十年來，由于改革尚未完成，高增長也帶來了一系列的結構性問題。這些問題如果不加以有效解決，有可能成為產業升級的重大制約。許多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后，陷入了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國經濟也面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

亞行和北大發展研究院近期完成的一份報告指出，目前18個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已有40-50年，人均GDP就是難以從中等收入國家跨入高收入國家。

該報告建議，中國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通過科技創新實現產業升級，推動知識型經濟的發展；同時要深化改革，包括企業、要素市場與財政體制的改革，并推動城市化與服務業的發展，以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等等。

“這樣2010-2020年可以保持8%的經濟增速，2025年可望成為高收入國家。”報告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