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位畢業于美國名校的央行行長。這一次，這位行長金仲秀（KimChoongsoo)來自我們的亞洲伙伴，韓國。1979年，32歲的金仲秀獲得了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經濟學博士學位。在學術、外交和經濟政策領域扮演了諸種重要角色后，2010年4月，金仲秀開始擔任韓國銀行（BankofKorea）行長。

打開韓國銀行的網站首頁，赫然映入眼簾的就是其對使命的描述“追求價格穩定”，以及目標通脹率（3％，上下1％區間），讀懂了這些，就會更容易理解、也更可能觀察金仲秀在過去以及未來的貨幣政策選擇。

韓國于1996年加入富國俱樂部OECD，GDP總量排在全球11名左右的位置(根據IMF與UN數據)，2010年的人均GDP超過2萬美元，幾乎是中國的5倍。對于這樣一個堪稱龐大的經濟體，韓國對外依存度（出口＋進口／GDP）之高并不多見。作為一位優秀的經濟學家，金仲秀對此感受深刻，他一再強調，作為一個極其外向型的經濟體，極度需要一個靈活的經濟體系來應對時刻變化的外部環境。

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在韓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中國的土地上，金仲秀設立了兩個辦公室，韓國央行由此成為全球唯一一家在中國的北京和上海有兩個辦公室的中央銀行。

日前，金仲秀在上海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的獨家專訪。

沒有“同行壓力”

第一財經日報：韓國央行在最近的一次議息會議上（去年12月8日）宣布，維持現有基準利率3.25%不變，這是你們自2011年6月10日加息以來，第六次按兵不動。目前，很多人預計，盡管這一次維持利率不變，但你很可能會在今年初就開始放松貨幣政策，直接的原因就是韓國經濟前景暗淡。而韓國的通脹水平還處于4.2%（2011年12月數據）這一較高水平，因此你不得不在經濟增長與通脹率之間作出權衡。與此同時，我們看到，全球頻頻出手，中國、印度尼西亞和澳大利亞等央行紛紛采取了行動，你是否感到了“同行壓力”？

金仲秀：其實并沒有什么“同行壓力”，我們在利率決策上不存在競爭關系。在一些政策領域，世界各國央行要考慮國內具體情況。當然，我們會考慮到貿易伙伴的行動，因為我們的經濟是相互連接的，所以要彼此考量。正如你指出的，我們依然有很高的通脹預期。在經濟增長方面，其實我并不認為韓國經濟前景“暗淡”，因為3.8%左右的經濟增速或多或少接近于我們的潛在經濟增速。

日報：那么在保增長和穩物價這一雙重使命之間，你是否有所偏重？

金仲秀：我們的使命是維持物價穩定，這是毫無疑問的。這也是為何我們目前依然不考慮利率下調的主要原因，盡管一些人認為今年的經濟增速預計將比去年放緩。但正如我此前所說，目前通脹水平還較高，而對于中央銀行而言，首要任務就是維持物價穩定。但我們也要努力將貨幣政策對其他政策造成的“副作用”或負面影響最小化。

日報：你如何看待通脹預期？

金仲秀：2012年我們的CPI可能降低，主要是因為其他國家的通脹水平今年會有所降低，而我們又和所有其他經濟體有貿易往來。如果所有國家都面臨高通脹，那么我們也無法逃脫通脹壓力。例如美國現在的CPI增速為3.5%，中國去年11月通脹率是4.2%，此前10月的通脹率為5.5%，9月則高達6.1%。你們的通脹水平相對較高，英國CPI也為5%，歐元區平均CPI增速也達3.0%。多數國家今年都面臨較高的通脹水平。但預測顯示，今年多數國家的CPI都會降低。可以預見的是，我們的CPI也會有所降低。

通脹預期是決定通脹率的三大變量之一，另外兩大變量分別是供給變量和需求壓力。韓國國內的通脹預期依然較高，因此我們還是會保持警惕。不過總體而言，今年的通脹水平會比去年低。

理解外部變化

日報：有報道稱，比起外部增長放緩和通脹預期而言，你更加擔心韓國經濟中家庭債務水平之高（目前達到GDP的80%），是這樣的嗎？

金仲秀：家庭債務對我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擔憂之一。但這里要注意，無論是美國的次級債、日本的房地產，還是如今的主權債務，關鍵問題在于其對金融機構的影響。而我們的情況是，盡管家庭債務總額相對較大，但我們的金融機構卻并不會受到很大影響，因為我們已經強制要求銀行保持很高的貸款價值比（Loan-to-valueratio,LTV），因此我們的金融機構能夠保持相對穩健。在其他國家，不良貸款可能是一大問題，如果出現房價大幅下跌的困境，像日本等國家的不良貸款率會大幅上升，但韓國不會，因為我們有很高的監管要求。

對我們而言，問題在于家庭，一些家庭還貸困難，這也正是我此前說的“擔憂”所在。我們關注那些高負債的低收入家庭，這種擔憂來自微觀角度。如果總體情況出現問題，那么央行應該扮演主導角色，實施上調利率、擠出流動性等措施。但我們的情況并非如此。

日報：你的意思是說，你們的情況并非系統性風險，而是微觀層面上的問題？

金仲秀：對，我們的系統性風險相對較低。所以我的意思是，韓國的債務問題與其他國家有本質區別。但并不是說，這就不成為問題，這是不同種類的問題。

日報：作為央行行長，什么會讓你徹夜難眠？

金仲秀：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建立一個相對靈活的體系。因為很多事情都是我無法掌控的，尤其是全球問題，例如歐洲和中國，都是我無法掌控的。擔憂國外的事情無濟于事。所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讓我們的體系盡可能靈活，一旦韓國經濟以外發生任何變化，我們可以迅速調整并適應這些變化。

建立一個靈活的體系極為重要。人們通常并不太理解外部變化，因為多數人都生活在國內，但對于像韓國這樣一個高度外向型的經濟，我們應該對外部變化做好充分準備。這正是我為何要建立上海辦公室的原因。我們是全球唯一一家在中國北京和上海有兩地辦公室的中央銀行。因為上海正逐漸崛起成為一個全球金融中心，我認為我們有必要在這里建立一個辦公室。

日報：你們在海外其他國家有多少辦公室？

金仲秀：包括上海在內一共有八個辦公室。美國有兩個，倫敦、法蘭克福、東京和香港各一個。如果算大中華區的話，我們在中國共有三個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