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我國已累計6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以每次吸收3500億元計算，共計回收流動性約21000億元；而當前國內大型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也已達到21.5%，創出了歷史新高。在持續提升存款準備金率的基礎上，央行還通過擴大存款準備金的繳存范圍來進一步吸收流動性。

當前的流動性過剩主要來源于進出口差額所引發的結售匯差額。對沖因進出口差額所帶來的輸入型流動性過剩的方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治標”，即直接將多出來的貨幣流動性進行鎖定，使其不進入實體經濟循環。這種“治標”的方法主要包括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公開市場操作等政策工具；還有一種是“治本”，即調整進出口貿易結構、減少貿易順差，從根源上減少輸入型流動性來源。這種“治本”的方法主要包括人民幣匯率升值等政策工具。

從國家自去年以來所進行的流動性對沖政策實踐上看，其主要采用的是“治標”為主、“治本”為輔的方式——即將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作為首要對沖工具、輔以人民幣小幅升值等其他工具的組合方式。

提高存款準備金率這一政策工具，固然有著作用直接、見效速度快的優勢，但如果長期過度使用，其負面作用也不容忽視。

首先，過度使用存款準備金率工具不利于經濟實現內外部均衡。對于由外向型經濟部門所造成的流動性輸入過剩采用存款準備金率工具來平抑，意味著緊縮政策的懲罰后果由內向型經濟部門和外向型經濟部門一起來承擔，這對內向型經濟部門是不公平的。如果不采取針對性政策制約和懲罰，而直接進行平攤政策成本的調控，實際上可能造成外向型經濟部門過度發展、內向型經濟部門萎縮的結構性失衡，進而可能造成對國外居民的過度消費補貼，損害國內居民的消費者福利。

其次，過度使用存款準備金率工具可能會對國內經濟結構和社會穩定性造成不利影響。在當前國內信貸規模受限、資金供不應求的形勢下，商業銀行體系出于自身盈利性和安全性的考慮，會傾向于貸款給抗風險能力強的大型企業，而對中小企業貸款則更慎重或附加更多的貸款條件。這就使得大型企業的信貸資源優勢相對明顯，而中小企業則很難獲得信貸資金，從而對中小企業生存和發展造成明顯沖擊。如果過度使用存款準備金率工具，將可能造成中小企業資金鏈過緊乃至斷裂，從而對國內經濟結構和社會穩定性造成不利影響。

最后，過度使用存款準備金率工具會使我國在中美經濟博弈的過程中陷入被動境地。中國應對輸入型流動性過剩的任務已由中短期臨時性工作重點轉變為中長期持續性的艱巨任務。由于存款準備金率具有強烈、直接的作用效果，這也使得其持續性不能過長，否則負面作用會出現積聚和放大。而美國明確表示其維持美元超低利率至2013年中期之后，這就迫使我國在考慮對沖工具時放棄短期臨時性應對思維、更多地考慮中長期應對策略，以免造成相應政策工具的負面作用過大而損害國家整體經濟利益。

反觀匯率工具，即通過人民幣適度升值的“治本”之法，則有望緩解和避免過度使用存款準備金率工具的負面作用。人民幣適度升值，可以有利于保持我國內外部經濟部門的結構均衡，維護和增加國內居民的消費福利；可以從根本上緩解當前中小企業的融資難局面，保持國內經濟結構平衡和增強社會穩定性；可以在中美之間的國家經濟利益博弈過程中增強我國應對策略的靈活性和期限適應性。因此，在控制國內物價水平的調控過程中，有必要適度地采用匯率政策工具。

事實上，有關部門也清楚地認識到過多依靠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工具可能對國內經濟穩定性和結構均衡性造成較大不利影響，并開始適當調整應對輸入型流動性過剩的政策工具選擇。可以預見，下一階段在應對輸入型流動性過剩、穩定國內物價水平的過程中，貨幣當局將較以往更多地依靠匯率工具——特別是在外貿部門形勢較好、對人民幣升值承受能力較強的時候，適當加快人民幣的升值步伐和加大人民幣的匯率彈性。


來源：中國證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