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債務上限并不是個新鮮議題。2009年2月至2010年2月，為了拯救危機，美國先后三次密集地提高國債上限。如果美國不想讓債務違約現在就出現，那只有繼續提高債務上限，如果美國真的無法支付債務，對金融市場的影響可能是震撼性的。國債評級遭貶，中長端利率飆升，市場會出現恐慌，這些市場信號會逼迫雙方（白宮和國會）達成妥協。一切都會歸于平靜。

奧巴馬最近提出的減赤計劃方向是加稅，主要是增加富有階層的稅率，共和黨則主張議削減福利開支。民主黨與共和黨對于平衡財政的方向各執一端，可以講誰都沒有錯，但誰都不全對。

從支出看，在目前美國政府財政支出中福利性開支（包括社會保障、醫療保健和養老）太大。以2010年度計算，合共19840億美元，占支出比重高達58％，而政府全年收入才2.2萬億美元。這種義務性支出是美國歷屆政府競選中承諾累積的，所以異常的剛性，很難壓縮。如果不改革，這個比例在十年之后（2019年）預計將達到80%。到2025年，美國的稅收將只夠支付利息（預計將從目前的每年2000億美元飆升至逾1萬億美元）和福利計劃，將沒有余力去做其他任何事情。此外，美國國防支出龐大，2010年度合共6940億美元。

從收入看，美國目前聯邦稅率水平處于上世紀40年代以來的最低水平。上世紀80年代里根推動的保守主義運動推動下，美國的聯邦稅率一直在下降，尤其高收入者的稅率，經過老布什和克林頓時期的短暫調整停頓后，小布什上臺，繼續為富人減稅。1994年克林頓主政時收入最高的百分之一群體適用的聯邦所得稅率為35.8%，到2004年小布什減稅之后，這一稅率降為31.1%。此外，小布什還成功地降低了房地產稅，即不動產的遺產繼承人繳納的一種稅。現行的稅率客觀上加劇財富向少數人轉移。上世紀70年代美國CEO們的平均年薪為120萬美元，是工人平均年薪的40倍。而現在前者為900萬美元，與后者的差距擴大到370倍。另一方面，政府對于社會福利的負擔進一步加重。

現時美國安全拆解債務泡沫炸彈的正解莫過于“加稅+減福利+海外撤軍”。

而其中最為艱難的是改革其昂貴而又效率低下的醫療保健體系，這幾乎是美國政府重建財政平衡的唯一希望。當前美國國民醫療總開支占到其國民收入的17%。而在醫療總開支中，公共部門的投入，即由美國聯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投入的經費占到46%。假如把美國各級政府為醫療保障提供的稅收減免也考慮進去，則公共投入所占的比重會超過60%——這幾乎是其他發達國家的兩倍。人口老齡化的加劇，意味著社保、醫保的上漲成本將由越來越少的勞動人口所承擔，美國醫療保障和社會保障體系的財務狀況會急劇惡化。未來五十年，美國政府的財政收入與支出將呈現顯著的發散狀態而無法收斂。

美國必須大幅削減其高額的社會福利成本，實體競爭力才能重新回升，因為美國從來不缺“重構、創新和再投資”的制度活力，只要經濟成本下降后，便可能加快全力向新能源與新知識服務型轉型。經濟中若出現長期回報率回升的預期，會吸引更多資本持續回流美國，這樣美元和美元資產能托住而反彈，家庭負債率會停止惡化開始改善，消費開始可持續增長（這不同于減稅政策刺激的短期效應），政府稅基穩定將穩步縮減赤字。

但美國需要實施長效政策的政治耐心，因為新的經濟因素和模式的創生，需要前期財政的推動，投資于教育、研發和創新；同時需要減稅，去激發企業家精神和創業活動集群式迸發。這都意味著至少要容忍相當一段時間的政府債務和財政赤字的繼續增加。這需要民眾政治容忍度。

隨著經濟向實心化逐步回歸，就業能穩步持續恢復。這樣可支配收入的增長，會引致消費的增長－企業利潤增長－資本性支出（投資）增長－政府稅收增長－直至財政赤字的改善。唯有此，我們方能斷定全球經濟新增長的長周期得已開啟。

以上這個過程在2013年前看到的可能性是零。期待一個要選舉的總統做更多是不現實的。現在每個人都只想先把皮球踢遠點，幻想著赤字支出能夠無限期繼續下去。

目前美國國家債務超過14萬億美元，在一定意義上,美國政府已經破產了，它可能永遠都還不清這么大一筆債務。剩余世界的人們都極其厭惡美國人再次訴諸于美元的所謂結構性壟斷的權力：與其解決自己的問題，不如將自己的問題變成大家的問題，最后再由我來解決所有人的問題。

那些執迷不悟、認為世界能避免“大通脹”宿命的人，事實只會一次又一次讓他們失望。從某種意義上講，未來新興經濟體因高通脹而“硬著陸”發生的可能性要顯著大于西方國家債務崩潰的危機。這是極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惡果。

來源：中國證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