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新首相納吉自去年上任以來，力圖通過改革，重拾馬來西亞在1997年“亞洲”之前在區域經濟中的“領跑者”地位。而在其一系列的改革舉措和方案中，最為系統的，當屬今年頒布的《新經濟模式方案》，它集中體現了馬來西亞本屆政府的基本施政方針和總體經濟戰略，并將成為未來十年馬來西亞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性指導文件。金融危機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來源于2006年世界銀行《東亞經濟發展報告》，指的是當一國人均收入實現中等水平后，由于難以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有效轉變，出現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人力資本積累緩慢、城市化進程受阻、產業升級艱難以及金融體系脆弱等一系列問題，導致持續增長動力不足和社會矛盾頻出，從而出現經濟停滯徘徊的一種狀態。

作為二戰后新興市場國家的代表之一，馬來西亞在上世紀90年代成功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從1992年起，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過后，經濟增速逐步放緩，從1990到1997年的年平均9.1％下降到2000年到2008年的5.5％，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水平始終難以突破“全球高收入邊界線”，“中等收入陷阱”困境成了馬來西亞經濟發展的第一大障礙，故而也是馬來西亞未來改革的邏輯起點和新經濟模式的突破點。

《方案》制定的另一重背景，是“后危機時代”全球經濟格局的重大調整，鑒于危機前以G7為核心價值觀的全球經濟體系已逐步“瓦解”，而在“全球G20時代”馬來西亞將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成員。因此，馬來西亞必須盡快在“后危機時代”的全球經濟格局中合理確定自身的位置，并著手長遠，制定長期經濟發展戰略。

《方案》的主體框架，具體來說，可以歸納為三大發展優勢、三個戰略目標、四層動力和八項政策措施四個層面。

馬來西亞財富相對比較富足，并擁有良好的基礎設施，經過多年的建設，已經具備了“世界級”的制造業基礎；另外，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和澳大利亞的經濟近年間持續了快速增長，這四個國家形成的圈層，成為當下世界經濟的“活躍板塊”，馬來西亞正處于這一“板塊”的中心地帶，具有極佳的經濟地緣優勢。馬來西亞具有多元化的文化、民族和生物資源，這也將成為經濟發展的“軟實力”。

同時，《方案》提出，要把提高馬來西亞國民的生活質量作為“新經濟模式”的終極目標，而這需要首先實現三個中介目標：一是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即2020年爭取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水平提高到15000至20000美元；二是形成“共享型”增長模式，即所有的公民都能平等和公平分享經濟增長帶來的財富積累；三是保持經濟的持續發展，即不能以犧牲后代福利為代價尋求一時的高速增長。

為了實現這樣的戰略目標，《方案》認為需要四個層面的動力：堅定的領導“堅韌力”和政治“意志力”；強大的“公民共識”所產生的改革合力；同步政策措施和行動的“助推力”；在戰略執行中不斷完善和改進策略的“適應力”。

最后，《方案》設計了8項具體改革措施：重新“激活”私人部門的經濟活力；培育高質量的國內人力資源，減少對國外人力資本的依賴；建立一個競爭性的國內經濟環境；強化公共部門的作用；提倡實施保持市場透明和友好的“平權政策”；夯實國內“智力”基礎，加快“知識”基礎設施建設；通過改革尋求經濟增長的新源泉；通過財政體制等改革保證經濟可持續發展。

毋庸諱言，《方案》在實施過程中將會受到政治、民族和宗教等諸多因素的制約。其中，最大阻礙，將來自于馬來西亞傳統政治中的“平權政策”，該政策的目的是幫助馬來人和原著民與當地包括華人在內的少數族裔競爭。但是，有識之士早就明白，只要不改變這一“非公平”政策，馬來西亞就將在“中等收入陷阱”中陷得更長久。

今年6月，馬來西亞政府用“逐步邁向高收入國家”作為“第十個國家發展計劃”的副標題，并在“計劃”文本中反復表示，要排除萬難推行經濟社會的綜合性改革。而《方案》也發出了極為振奮人心的呼吁，“是改變的時候了：馬來西亞值得如此”。這給了馬來西亞人新的期冀。

對于其他亞洲國家而言，馬來西亞的這個《方案》，不能不說也是一種號召和鼓勵。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馬來西亞的“新增長模式”任重而道遠。

“十二五”時期，中國的一條腿也已觸及“中等收入陷阱”。筆者以為，馬來西亞《新經濟模式方案》給我們提供了兩點有益的借鑒，其一，抓住“后危機時代”世界經濟格局變動的寶貴時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沖破上世紀下半葉以來困擾全球的“中等收入國家”的怪圈，真正實現經濟質量對發達國家的趕超；其二，切實著手制定長期經濟發展戰略，實現中短期規劃和長期戰略有效結合，形成框架嚴謹和體系完備的政策體系，通過綜合改革和多維戰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來源：上海證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