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原生礦產資源極度貧乏的汨羅市，居然申報礦產主導型全國國土資源節約集約模范市。

這種“大膽”之舉令很多人費解——“汨羅哪里有什么礦產？”

“很多上面來的領導，開始都不是很理解。”汨羅市市長周金龍坦言。

面對疑問，汨羅人用實實在在的創建成果“答疑解惑”——截至2011年年底，汨羅市再生資源年交易量125萬噸，年加工量60萬噸。“這相當于每年為國家建起一座千萬噸級礦山。”汨羅市市長周金龍表示。

在汨羅，“城市礦產”正成為找礦突破的第二戰場。

“礦產資源散落在城市的每個角落，形成一座生機勃發的‘城市礦山’”

在汨羅人眼里，“礦產資源散落在城市的每個角落，形成一座生機勃發的‘城市礦山’”。

汨羅人所謂“城市礦產”，是對廢棄資源再生利用規模化發展的形象比喻，是指工業化和城鎮化過程中，產生和蘊藏于廢舊機電設備、電線電纜、通訊工具、汽車、家電、塑料包裝物等中，可循環利用的鋼鐵、有色金屬、貴金屬、塑料、橡膠等資源。

以發展“城市礦產”為契機，汨羅開始了獨具特色的國土資源節約集約利用之路。據了解，早在明末清初，汨羅人就形成了收舊利廢的傳統。

上世紀90年代以來，從新市鎮到汨羅市城區，6公里長的公路兩旁，形成了廢舊物資回收一條街，在新市鎮團山村一帶，則自發形成了一個全國聞名的再生資源交易市場，并逐步演進為收購、集散、交易、初加工的一條龍格局。

2000年以來，為加速再生資源產業發展，汨羅市委、市政府出臺一系列優惠政策，在新市鎮團山一帶，建起第一個再生資源專業交易市場，投入資金21.6億元，打造以再生資源為主導產業的汨羅工業園。

目前，汨羅市的再生資源回收企業，已從過去的不到20家發展到了206家，經營戶發展到了3550余戶，遍布全國的收購網點達到了5100多個，年回收再生資源量達114萬噸；再生資源加工企業發展到了134家，其中規模企業70家，年加工能力近60萬噸，再生銅行業成為紐約期貨交易中心銅材價格的重要監控點。2010年6月4日，汨羅工業園被列入全國“十二五”規劃首批7個“城市礦產”示范基地之一。

為實現“城市礦產”與國土資源節約集約利用的深度融合，汨羅市出臺《“城市礦產”節約集約評價指標體系標準》，深入推進“城市礦產”示范基地建設和全國國土資源節約集約模范市創建。指標體系由基礎指標、一票否決性指標、城市礦產節約集約評價指標三部分組成。依據評價方法，首先對照基礎指標和一票否決性指標進行審核，通過首輪審核的，進入礦產資源節約集約子項目——再生礦產節約集約的考核。對再生礦產節約集約的考核分三方面進行，對每個單項分別進行百分制評分，并賦予不同的權重，其中再生礦產資源合理開發利用占40%權重，資源消耗占30%權重，再生礦產資源環境保護和恢復治理占30%權重。

如今，“城市礦產”已經融入汨羅節約集約利用資源的生動實踐，并日益成為汨羅市經濟增量提質的有力支撐。2011年，汨羅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204億元、財政總收入14.3億元，其中全國“城市礦產”示范基地——汨羅工業園創造了全市65%的財政收入。

“65%的財政收入，只占用1%的土地”，“城市礦產”搭建“雙保”新平臺

可喜的是，“65%的財政收入，只占用1%的土地”。

汨羅市市長周金龍以再生銅為例，給記者算了一筆賬。2011年，汨羅市再生銅年加工量14.57萬噸，相當于全國最大銅礦德興銅礦的年產量，每年可為社會節約銅礦石近2000萬噸，節約標準煤5000多萬噸。“國家得環境，汨羅得產業，群眾得就業，老板得實業，財政得效益。”周金龍如此概括發展“城市礦產”的直接價值。

在周金龍看來，發展“城市礦產”，還有更為重要的衍生價值——對土地的節約和耕地的保護，“如果全部依靠原生礦產，開采、加工、尾礦處理等各個環節，需要多占用多少土地甚至是耕地？”

汨羅市國土資源局提供的一組比對數據，佐證了周金龍的這一判斷——2011年，汨羅市再生銅年加工量14.57萬噸，而汨羅所有銅加工企業，總占地不到800畝；而產銅量相當的德興銅礦，總占地面積5萬多畝，為前者的60多倍。

“城市礦產”的利用，極大促進了土地資源和礦產資源的“雙節約”，實現了保護資源和保護紅線的“雙贏”。汨羅市國土資源局局長葉光輝認為，發展“城市礦產”是實現“雙保”的有效手段，為“雙保”搭建了新平臺。

汨羅市以創建全國國土資源節約集約模范市為主題，以發展“城市礦產”為主線，在耕地保護、控建拆違、土地利用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促進國土資源節約集約利用的政策措施：把節約集約利用國土資源、依法用地、依法采礦，納入鄉鎮場經濟社會發展綜合評價體系，與年度用地指標分配和三個文明目標考核掛鉤，并作為領導干部政績綜合考核評價的重要內容；建立、完善國土資源節約集約利用考核機制與評價指標體系，對批次轉征用后的土地供應率、項目用地開工率、土地利用率、土地閑置率、項目投資到位率、單位面積投資強度與產出效益、礦產資源開采回收率、選礦回收率、礦山地質環境治理等指標，定期開展綜合評價。

2011年，該市一鄉鎮黨委書記周某因濫用職權非法出售土地被逮捕，不僅交出了“位子”，還戴上了“銬子”。同時，一批節約用地、依法用地的黨委書記受到表彰。節約集約利用國土資源的氛圍，在汨羅市已蔚然成風。

記者在位于汨羅工業園的汨羅市鑫祥碳素制品有限公司看到，該公司將資源利用主戰場轉移到“地上”的同時，卻將土地利用的觸角延伸到了“地下”——廠房共三層，地上兩層，地下一層。

“逐步建立激勵、倒逼機制，構建‘存量優先’的礦產資源利用新格局”

“城市礦產”的開發利用，為節約集約利用國土資源搭建了新平臺。“任何資源，都需要土地來承載，發展‘城市礦產’，是減少耕地占用、保護礦產資源的有力抓手。”周金龍表示。

周金龍認為，為了讓這一“抓手”更有力，國家應在土地、財稅等方面，給予“城市礦產”更多支持，實施差別化的用地政策，充分保障“城市礦產”發展用地尤其是相關基礎設施用地；實行差別化的資源稅政策，用經濟、稅收杠桿，引導“城市礦產”發展。

事實上，為了支持“城市礦產”發展，汨羅市國土資源局在自身職權范圍內，已盡最大努力做好各項服務和保障工作。“國土資源部門為‘城市礦產’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汨羅市副市長黃春根表示。

“工業園的土地他項權證辦理，我們都是在一個工作日內辦完，很多時候是上門服務。”汨羅市國土資源局副局長陽舟透露，“很多行政性收費，都是按最低標準執行。”

然而，“城市礦產”的持續、健康發展，僅僅依靠基層國土資源部門的努力，遠遠不夠。

當前，找礦突破戰略行動正深入推進。實現找礦突破，既要加大地質勘查力度，查清原生資源家底；又要鼓勵發展“城市礦產”，倡導“存量優先”的資源利用理念，大力盤活存量礦產資源，嚴控“增量礦產資源”尤其是重要戰略資源的開發、利用。

汨羅市國土資源局局長葉光輝建言：“應將發展‘城市礦產’放到與開發保護原生礦產同等重要的位置，逐步建立激勵、倒逼機制，構建‘存量優先’的礦產資源利用新格局”。一方面，對原生礦產開采實行年度總量控制，并將新設礦業權與“城市礦產”開發利用程度掛鉤；一方面，加快制定“城市礦產”開發利用考核標準體系，并將其納入全國節約集約模范縣（市）考核體系，對考評合格的縣（市），在用地指標、稅費減免方面給予相應傾斜。”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汨羅江畔，詩人屈原的“求索精神”，正激勵著汨羅人上下求索，將國土資源節約集約利用水平推向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