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后半葉至20世紀初，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在鋼鐵生產領域，人類發明了一系列具有革命性和奠基性意義的技術。1856年，英國人Bessemer發明了酸性底吹轉爐煉鋼法；與此同時，平爐煉鋼法也成功進入煉鋼領域。而礦冶高等教育作為鋼鐵技術的重要支撐，成為這一時期美國、日本、德國等國家最為流行和重視的學科。

　　同一時期，中國的命運可謂內憂外患、風雨飄搖。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潰敗，中華民族立時處于生死危亡的關鍵時期。這時候，一批仁人志士開始思考民族的出路何在，并最終把目光投向了高等教育。他們深刻認識到了高等教育對一國經濟、軍事實力的重要性，因而決定效法西洋。創辦礦冶高等教育成為他們的重要選擇之一，中國近代化教育由此邁出了艱難的第一步。

　　“自強之道，以作育人才為本”

　　馬克思在《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一文中形象地指出：“與外界完全隔絕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被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就必然要解體一樣。”

　　正如馬克思所言，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在列強堅船利炮的猛烈攻擊下，被迫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1895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慘敗，中華民族處于危亡之秋。

　　一批仁人志士被國外先進的高等教育所觸動，萌生了在國內建立與國際接軌的高等教育的想法。

　　1895年，時任天津海關道盛宣懷經直隸總督王文韶上書光緒皇帝《請奏設立本校章程稟》，強調：“自強之道，以作育人才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設立學堂為先。”

　　盛宣懷身處北方洋務的中心天津，在與洋人接觸的過程中，深感培養通曉西文以及新式技術人才的重要性。同時，他看到了日本高等教育的巨大成功。他在《請奏設立本校章程稟》中這樣說道：“日本維新以來，援照西法，廣開學堂書院，不特陸軍海軍將牟皆取材于學堂；即今之外部出使諸員，亦皆取材于律例科矣，制造槍炮開礦造路諸工，亦皆取材于機器工程科科學化學科矣。僅十余年，慘然大備。”

　　不久之后，我國創辦了第一所真正意義上的大學——北洋大學。不料，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北洋大學被兵燹。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北洋大學堂在西沽新建校舍，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開學復課。當時除機器學門停辦外，北洋大學堂頭等學堂分設法律、土木工程和采礦冶金3個學門。至此，北洋大學礦冶學科比較完整地建立起來。

　　國際視野，注重學以致用

　　北洋大學以美國的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為藍本，創辦之初便瞄準高等教育的最高水平。創建之初，學校延聘的全部是洋教習，英文教材，英文授課，英文考試。畢業生可以不經過考試，直接進入美國著名大學的研究生院繼續學習。很多北洋大學的畢業生對此記憶猶新。           

　　孫越崎在《“五四”今猶記 九一故地游》一文中回憶道：我苦讀了好一陣子，居然于1917年考入了采礦系預科……當時的教授全是美國人，只有校長、總務長和兩名助教是中國人。

　　魏壽昆在《北洋大學的回憶片斷》一文中回憶：北洋自建校以來，請的幾乎都是美國人當教授，他們工薪高，一般比中國教授高二三倍，合同一訂就是三年。聘到的人，有的是有學問的人，有的則是濫竽充數，學問并不怎么樣。北洋入學考試除國語外，全部用英語試題，入學后用英語授課，用美國大學用的教科書。畢業后如有機會可以繼續到美國學習，當時美國承認北洋的學士學位，不經考試可直接入研究院。

　　有的美國教授教課中灌輸帝國主義文化侵略思想，更無從結合中國實際進行教學。劉仙洲看到此問題，大膽進行改革，逐步聘請國內專家以代替美國人。且在當時經費困難的情況下，聘請中國教師也很有必要。當年聘請的不少中國教授都是新中國的著名科學家，如石志仁、候德榜、何杰、茅以升、張含英等。

　　辛亥革命前后，北洋大學礦冶課程設置更加優化，采礦學、冶金學以及與采礦冶金有關的機械、土木類課程都已經開始設置。進入專辦工科時期，北洋大學礦冶課程設置增加了更多的實驗內容。         

　　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是北洋大學創辦之初就確立的傳統。利用暑期，礦冶學科的學生深入礦區勘探調研，并與工礦屆合作，培養學生掌握技術和領導能力。    

　　據1915年（民國四年）《北洋大學季刊》（冬季）“本校記事”中報道：“本校定章，向以講習之余，出外實習，每歲舉行數次，一以開豁襟懷，一以事實考求。令歲礦科乙班偕亞高士（Dr. Adams）、施勃雷（Sperry）兩先生至魯省泰安、張夏等處，崎嶇萬山間，考察地質，采集標本，蓋以世界最古地層所在，供我輩十日考求，其為樂又何如也。”“采礦丁班則由施勃雷、張玉昆兩先生，率赴漢陽、萍澧之間，考察煤鐵諸礦，及鑄鐵工場，極呈漢冶萍公司熱情招待，尤為本校同人所銘感不置云。”這是當時教師率領學生深入現場，理論聯系實際的真實寫照。

　　北洋大學以工科肇基，側重工科，故理工設備最為充實，凡關理化、地質、礦冶、土木、機械等科所需圖書、標本、儀器以及各種探測分析實驗等器材，都是參照美國各名大學所有設備，盡量自美購置，并連年陸續補充，應有盡有。僅西方雜志一項，經常保持一百余種，且均為世界權威理工期刊，為全國工科設備最為完善者。

　　桃李滿園，共鑄礦冶傳奇

　　北洋大學初創時期培養的礦冶人才，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例如，大冶鐵礦經理、漢冶萍煤鐵廠廠長王寵佑 ，北京大學工科學長、冶金教授溫宗禹，北洋工學院院長蔡遠澤 ，奉天礦務局總辦王正黼 ，開灤礦務局顧問婁魯青等。

　　截至1935年，北洋大學礦冶工程學系31班，共310人畢業。另據統計，1949年以前，畢業于北洋大學冶金專業的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士達5人，他們分別是靳樹梁、周志宏、魏壽昆、王之璽、張壽榮。這在同類型大學中是遙遙領先的。

　　值得一提的是，北洋大學還率先在中國成立了工科研究所，并培養了中國最早的礦冶研究生，分別是采礦工程學門的常錫純、冶金工程學門的謝家蘭和丁陳威，這三人于1937年“七七”事變前夕畢業，均被授予碩士學位。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爆發，國民政府教育部于9月10日發布號令：以北平大學、北平師范大學、北洋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為基干，設立西安臨時大學。隨后，北洋工學院組織學校西遷。1938年3月16日，西安臨時大學開始向南遷往漢中。1938年4月3日，國民政府行政院令西安臨時大學改名為國立西北聯合大學，工學院仍由北洋工學院和平大工學院組成。1938年7月，國民政府教育部命令西北聯合大學工學院、東北大學工學院和焦作工學院合并成立西北工學院，其中礦冶系為北洋工學院礦冶系和焦作工學院礦冶系。

　　抗戰勝利后，北洋大學于1946年復校。新中國成立后，1951年北洋大學與河北工學院合并，改稱天津大學。1952年，教育部對全國高等學校進行院系調整，調天津大學冶金系、采礦系金屬組歸北京鋼鐵工業學院，地質系歸北京地質學院，采礦系采煤組歸北京礦業學院，化工系的石油煉制、石油機械、石油勘探歸北京石油學院，數學系、物理系歸南開大學。

　　至此，北洋大走完了其艱辛而又不平凡的歷程。“北洋大學”這4個字被永久鐫刻在礦冶發展的史冊上熠熠生輝，向后人講述其與礦冶有關的那段崢嶸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