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周期差異改變了各國博弈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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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全球經濟“差異性”正取代危機時代的“同質性”的情況下,全球整體利益最大化方程與區域個體利益最大化方程的求解已不再同步,將極易感知的中國經濟變化等同于不易深究的全球經濟變化,…
在目前全球經濟“差異性”正取代危機時代的“同質性”的情況下,全球整體利益最大化方程與區域個體利益最大化方程的求解已不再同步,將極易感知的中國經濟變化等同于不易深究的全球經濟變化,很可能讓我們錯過可預期的潛在機遇,或受到意料之外的沖擊。此時此刻,看清相似中的不同,避免“以己度人”,方能更好地把握趨勢。
程實
時移世易,在危機期間成全各國紓困的“共生共存”理念,眼下可能正悄然蛻變成單一經濟體謀求經濟復蘇利益的潛在風險。后危機時代全球經濟的“差異性”正取代危機時代的“同質性”,全球整體利益最大化方程與區域個體利益最大化方程的求解已不再同步,在“全球經濟復蘇力度減弱、通脹壓力持續高企、政策緊縮穩步實施”的統一標簽下,不同區域經濟體的潛在差異日趨擴大;似而不同的變化正悄然改變著全球政策博弈的內在結構。在缺乏有效協調的背景下,非合作博弈均衡從共贏轉向“有贏有輸”的結局難以避免。
由此,全球化催生的大同幻覺可能正是單一經濟體謀求自身穩健發展的主要風險之一。如此背景之下,以己度人可能將加大潛在的不確定性,看清相似中的不同,方能更好地把握趨勢,順勢而為。
不能不承認,“以己度人”正是當下身處中國市場最易陷入的感官慣性。一個月前,筆者曾為本欄寫過一篇“助推全球通脹因素正在弱化”的文章,當時地緣政治動蕩不安、美元匯率跌跌不休、國際油價扶搖直上,筆者的判斷與市場主流多少顯得有些格格不入,以至于收到不少讀者的質疑郵件。有讀者詰問:“周遭物價飛漲,油價頻調,何言通脹壓力將減?”也有讀者懷疑:“等二季度美國CPI也上5%,你還會說美國通脹壓力不大?”,更有讀者斥責:“美聯儲即將的加息將給你所謂的全球通脹偽命題論一記響亮耳光”。筆者很理解這些郵件中潛藏的憤怒,但更為其中可能存在的認知誤區深深擔憂。無疑,中國正在快速融入世界,經濟影響力不斷擴大,但全球經濟、國際金融市場和歐美宏觀政策對中國的直接和間接作用也更加深遠和持久,而將極易感知的中國經濟變化等同于不易深究的全球經濟變化,很可能讓我們錯過可以預期的潛在機遇,甚至受到意料之外的負面沖擊。
風險往往與缺乏足夠洞察和分析的主流盲從者如影隨形。本·拉丹被美軍擊斃引爆了市場醞釀已久的變局動能,美元指數從最低的72.7點驟升至75點,國際油價從115美元高位驟然跌回二位數,國際銀價則從每盎司49美元的歷史高點山崩至每盎司32美元,一度被視作全球通脹最大推手的弱美元和高價大宗商品趨勢驟轉。在筆者看來,本·拉丹事件僅僅是這一變局的導火索而非根本誘因,一系列基本面因素和數據變化已預示了短期驟變的可能性,只是市場未能對此高度重視。
剛剛過去的一個月的變化,讓筆者進一步認識到,發掘并提示全球經濟與中國經濟的“似而不同”,避免“以己度人”之偏頗,正是身處中國市場之必須。而當下,全球經濟與中國經濟都在悄然變化,貌似相近的變化特征背后,差異性依舊不容忽視:
其一,在經濟增長方面,全球與中國的變化相似之處在于,經濟復蘇力度都在悄然減弱。4月美國PMI指數連續第二個月下降至60.4點,消費環比增幅也從3月的0.96%小幅降至0.88%,失業率則從3月的8.8%反彈至9%;3月歐元區工業產出環比萎縮0.2%,大幅弱于預期的增長0.3%;日本經濟第一季度收縮3.7%,連續兩季度收縮標志著衰退重來;與此同時,4月中國經濟多項數據較3月也出現小幅回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速較3月下降1.4個百分點。
在相似的復蘇力度減弱表象之下,全球與中國的不同之處有二:增長潛在質量的變化與增長潛在風險的釋放程度。美國經濟的短期乏力主要歸因于政策效應由刺激轉為拖累,其消費主引擎則始終表現強勁,今年0.8%以上的平均月度環比增速明顯高于去年0.27%以及危機前的0.38%,消費者信心也不斷增強;而4月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較3月下降了0.3個百分點,扣除價格因素后增速甚至處于三年來的低位,經濟結構轉型壓力依舊較大。美國經歷過次貸危機,歐洲正在經歷主權債務危機,日本正在經歷核泄漏危機,而作為新興市場的代表,中國經濟始終未經歷較大波折,正如世界銀行所提示的那樣,風險的“非顯性化”正是中國經濟最大的潛在風險之一。
其二,在通脹方面,全球與中國變化的相似之處在于,通脹壓力均在小幅緩解。國際油價及其他大宗商品價格近期波動下降,減輕了全球范圍內的成本推動型通脹壓力;全球經濟復蘇力度普遍減弱,減輕了全球范圍內的需求拉動型通脹壓力;國際市場通脹預期在本·拉丹事件后小幅下降,減輕了全球范圍內的預期引致型通脹壓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歐美,通脹始終未能構成實質性的首要威脅,其CPI同比增幅均明顯低于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平均水平,其核心CPI同比增幅更始終處于央行警戒線之下。而中國雖然4月CPI同比增幅較3月小幅回落0.1個百分點,但通脹壓力并未根本緩解,核心通脹上升速度超出預期,CPI非食品指數甚至已超越2008年的最高水平,雖然中期內通脹也正處于“尋頂”并“觸頂”階段,但短期內通脹依舊是實質性的首要威脅。
其三,在宏觀政策方面,全球與中國經濟基本面兩大要素的“似而不同”,決定了宏觀政策的“似而不同”。相似之處在于,財政鞏固與貨幣收緊是全球范圍內的流行關鍵詞。但關鍵在于,就核心風格的變化而言,全球與中國大為不同。如果美歐與中國互為參照系(這里強調相互比較,而非絕對水平),那么美歐政策搭配的風格是“緊財政,松貨幣”,正如高盛研究團隊上周在一篇名為《無貨幣放松背景下的財政鞏固:艱巨的使命》中所強調的:“除了新一輪資產購買計劃以外,美聯儲最應該做的就是維持貨幣政策不變,以減輕財政鞏固對經濟增長的拖累”。如此看來,年內美聯儲加息未必是大概率事件。而中國政策搭配的相對風格則是“松財政,緊貨幣”,在美歐通脹并非首要威脅、貨幣緊縮具有不可置信性的背景下,中國治理通脹的嚴肅性與長期性值得強調。
來源:大宗商品網
程實
時移世易,在危機期間成全各國紓困的“共生共存”理念,眼下可能正悄然蛻變成單一經濟體謀求經濟復蘇利益的潛在風險。后危機時代全球經濟的“差異性”正取代危機時代的“同質性”,全球整體利益最大化方程與區域個體利益最大化方程的求解已不再同步,在“全球經濟復蘇力度減弱、通脹壓力持續高企、政策緊縮穩步實施”的統一標簽下,不同區域經濟體的潛在差異日趨擴大;似而不同的變化正悄然改變著全球政策博弈的內在結構。在缺乏有效協調的背景下,非合作博弈均衡從共贏轉向“有贏有輸”的結局難以避免。
由此,全球化催生的大同幻覺可能正是單一經濟體謀求自身穩健發展的主要風險之一。如此背景之下,以己度人可能將加大潛在的不確定性,看清相似中的不同,方能更好地把握趨勢,順勢而為。
不能不承認,“以己度人”正是當下身處中國市場最易陷入的感官慣性。一個月前,筆者曾為本欄寫過一篇“助推全球通脹因素正在弱化”的文章,當時地緣政治動蕩不安、美元匯率跌跌不休、國際油價扶搖直上,筆者的判斷與市場主流多少顯得有些格格不入,以至于收到不少讀者的質疑郵件。有讀者詰問:“周遭物價飛漲,油價頻調,何言通脹壓力將減?”也有讀者懷疑:“等二季度美國CPI也上5%,你還會說美國通脹壓力不大?”,更有讀者斥責:“美聯儲即將的加息將給你所謂的全球通脹偽命題論一記響亮耳光”。筆者很理解這些郵件中潛藏的憤怒,但更為其中可能存在的認知誤區深深擔憂。無疑,中國正在快速融入世界,經濟影響力不斷擴大,但全球經濟、國際金融市場和歐美宏觀政策對中國的直接和間接作用也更加深遠和持久,而將極易感知的中國經濟變化等同于不易深究的全球經濟變化,很可能讓我們錯過可以預期的潛在機遇,甚至受到意料之外的負面沖擊。
風險往往與缺乏足夠洞察和分析的主流盲從者如影隨形。本·拉丹被美軍擊斃引爆了市場醞釀已久的變局動能,美元指數從最低的72.7點驟升至75點,國際油價從115美元高位驟然跌回二位數,國際銀價則從每盎司49美元的歷史高點山崩至每盎司32美元,一度被視作全球通脹最大推手的弱美元和高價大宗商品趨勢驟轉。在筆者看來,本·拉丹事件僅僅是這一變局的導火索而非根本誘因,一系列基本面因素和數據變化已預示了短期驟變的可能性,只是市場未能對此高度重視。
剛剛過去的一個月的變化,讓筆者進一步認識到,發掘并提示全球經濟與中國經濟的“似而不同”,避免“以己度人”之偏頗,正是身處中國市場之必須。而當下,全球經濟與中國經濟都在悄然變化,貌似相近的變化特征背后,差異性依舊不容忽視:
其一,在經濟增長方面,全球與中國的變化相似之處在于,經濟復蘇力度都在悄然減弱。4月美國PMI指數連續第二個月下降至60.4點,消費環比增幅也從3月的0.96%小幅降至0.88%,失業率則從3月的8.8%反彈至9%;3月歐元區工業產出環比萎縮0.2%,大幅弱于預期的增長0.3%;日本經濟第一季度收縮3.7%,連續兩季度收縮標志著衰退重來;與此同時,4月中國經濟多項數據較3月也出現小幅回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速較3月下降1.4個百分點。
在相似的復蘇力度減弱表象之下,全球與中國的不同之處有二:增長潛在質量的變化與增長潛在風險的釋放程度。美國經濟的短期乏力主要歸因于政策效應由刺激轉為拖累,其消費主引擎則始終表現強勁,今年0.8%以上的平均月度環比增速明顯高于去年0.27%以及危機前的0.38%,消費者信心也不斷增強;而4月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較3月下降了0.3個百分點,扣除價格因素后增速甚至處于三年來的低位,經濟結構轉型壓力依舊較大。美國經歷過次貸危機,歐洲正在經歷主權債務危機,日本正在經歷核泄漏危機,而作為新興市場的代表,中國經濟始終未經歷較大波折,正如世界銀行所提示的那樣,風險的“非顯性化”正是中國經濟最大的潛在風險之一。
其二,在通脹方面,全球與中國變化的相似之處在于,通脹壓力均在小幅緩解。國際油價及其他大宗商品價格近期波動下降,減輕了全球范圍內的成本推動型通脹壓力;全球經濟復蘇力度普遍減弱,減輕了全球范圍內的需求拉動型通脹壓力;國際市場通脹預期在本·拉丹事件后小幅下降,減輕了全球范圍內的預期引致型通脹壓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歐美,通脹始終未能構成實質性的首要威脅,其CPI同比增幅均明顯低于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平均水平,其核心CPI同比增幅更始終處于央行警戒線之下。而中國雖然4月CPI同比增幅較3月小幅回落0.1個百分點,但通脹壓力并未根本緩解,核心通脹上升速度超出預期,CPI非食品指數甚至已超越2008年的最高水平,雖然中期內通脹也正處于“尋頂”并“觸頂”階段,但短期內通脹依舊是實質性的首要威脅。
其三,在宏觀政策方面,全球與中國經濟基本面兩大要素的“似而不同”,決定了宏觀政策的“似而不同”。相似之處在于,財政鞏固與貨幣收緊是全球范圍內的流行關鍵詞。但關鍵在于,就核心風格的變化而言,全球與中國大為不同。如果美歐與中國互為參照系(這里強調相互比較,而非絕對水平),那么美歐政策搭配的風格是“緊財政,松貨幣”,正如高盛研究團隊上周在一篇名為《無貨幣放松背景下的財政鞏固:艱巨的使命》中所強調的:“除了新一輪資產購買計劃以外,美聯儲最應該做的就是維持貨幣政策不變,以減輕財政鞏固對經濟增長的拖累”。如此看來,年內美聯儲加息未必是大概率事件。而中國政策搭配的相對風格則是“松財政,緊貨幣”,在美歐通脹并非首要威脅、貨幣緊縮具有不可置信性的背景下,中國治理通脹的嚴肅性與長期性值得強調。
來源:大宗商品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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