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農村土地規�；�經營的趨勢下，各地對土地流轉方式的探索進入了一個新階段，“資本下鄉”成為近年來一個備受關注的話題。但是，土地“適度流轉”其“度”在哪里？規�；�的風險如何控制？利益分配機制如何完善？湖北省一家企業集團對此進行了相關探索，被譽為“春暉模式”。專家認為，其嘗試對于我國農村土地流轉探索的進一步破題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湖北春暉集團依托旗下稻米加工企業“下鄉種地”，以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入股的形式將土地集中經營；同時憑借企業資金實力，加大科技投入，實現集約化生產經營；在利潤分配問題上，堅持集體所有制，促進農民就地就業增收。這條“三集”之路受到當地農民和基層政府的廣泛歡迎，被總結為“春暉模式”，由于其“多贏效益”在湖北各地得到推廣。以土地經營權入股合作社，進行統一規模化經營“春暉模式”寫進了湖北省2012年農業工作要點，要求全省每個縣市舉辦至少一個土地股份合作試點。

探索一：集中土地“種糧大戶”破解撂荒難題

春耕時節，記者走進孝感市孝南區龍崗村，只見大型農用機械正在翻整耕地，村民正忙著修葺水渠。大片的條田像北方的大平原一樣，一壟壟新田整齊地排列著。

同行的春暉集團董事長譚倫蔚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這一片田共有800多畝，去年種了一季水稻，產量比農民零散種田時畝均增加了50斤“土地連成片，機械就方便開進去了，機械化也就實現了，加上統一的種苗，規�；�生產就實現了。效益自然就會高一些。”

春暉集團是一家糧食收儲企業，集中土地的模式主要是采取土地流轉的方式，根據農民自愿、依托村集體組織，與農民、村集體三方共建土地股份合作社。其具體的做法是以“實物定價”方式，將農民手中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和春暉公司的農機折資入股，以此將分散的土地集中起來。

2011年元月，春暉米業公司首次流轉龍崗等4個村集體6000多畝耕地，其中龍崗村基本上整村實現土地流轉。此后，春暉集團又在漢川、應城、云夢、安陸、孝昌、大悟等縣(市)，因地制宜，采取長期租賃、股份制合作、季節性托管等辦法，擴大土地流轉面積。截至目前，已經累計流轉土地近10萬畝，春暉集團成為湖北集中土地經營規模最大的“種糧大戶”。

長期租賃，主要是根據農民意愿，或者在一些經營不善的農場實行。集團采取長期租賃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方式，一次性或者分期給付租金。季節性托管，則是鑒于春暉集團主要是糧食企業，托管水稻種植一季，根據協商的價格與農民簽訂協議，時間比較靈活，便于農民操作。

龍崗村村支書劉順田告訴記者，那片新翻耕出來的大條田以前就是個“飛機場”，離村莊遠，幾年都沒人種了，有些地方草長得都看不見田埂了“上級開會，我年年挨批，拋荒最嚴重的一年，村里4200畝土地荒了近2000畝。跟春暉合作后，土地又種起來了，氣派的大田，一產幾百萬斤糧食。”

土地集中連片在當地受到高度認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解決了農村土地撂荒嚴重的問題。湖北省委財經辦(農辦)副主任梁亞麗說，隨著農村外出打工人數增加，“有田無人種，有人想種田”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像春暉這樣的社會工商資本進軍農業，需要大量土地發展規模經營，刺激了當地的農業生產神經。

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鄧大才分析認為，春暉集團“資本下鄉”的探索證明，農村“缺人種地“缺人才種地”的問題可以在資金的聚合效應下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

一問：流轉大戶多了“適度”如何掌握

十年前，大冶農民侯安杰流轉土地近2萬畝，就已成為全國種糧面積最大的農戶。如今，譚倫蔚告訴記者說，“企業產能和市場渠道還要求我們繼續擴大流轉，我計劃在5年時間內流轉土地100萬畝，但我不知道能不能流轉這么大面積的土地。”

譚倫蔚認為，由于農業種植環節效益非常低，無論農戶還是企業，不規模化經營，很難形成利潤。這也是越來越多農民棄地打工的原因。但農業的穩定性、基礎性和不可替代性，又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工商企業進入農業經營領域。土地集中的規模擴大是個必然趨勢。

不過，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農村處副處長余愛民認為，問題的關鍵在于政策是否允許如此超大面積流轉。“一些縣往往總計還沒有100萬畝耕地。目前國家對農村土地流轉的規定是適度流轉，但是現實中這個度在哪里沒有明確界定。”

來自湖北農村經營管理局的數據顯示，目前湖北省土地流轉面積達611.4萬畝，占家庭承包耕地總面積的13.5%，比上年增加了118.8萬畝，增長了24.1%。

目前，關于適度流轉“度”的規定，一些地方政府各有理解不同，在長三角發達地區，有的設定一個比例上限，有的給出一個流轉總額面積上限，都意在“把握這個度”。

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鄧大才表示，農村土地集中規模經營有著強勁的內驅動力，這股來自市場和農村發展的動力迫切需要更加明確細化的政策法規加以引導規范。國家應該制定鼓勵農村土地流轉、有利于集中規模經營的法規政策，同時保護好農民的切身利益。

探索二：集約生產科技改變粗放式農作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調研中了解到，“春暉模式”的另一個核心要素是“集約”：徹底改變一家一戶、肩挑背扛的粗放式、傳統式經營，在土地集中連片規模的基礎上，實行以農機、科技、人才為主要內容的集約化生產。

在占地80畝的春暉農機場院內，停放著320多臺(套)大型收割機、插秧機、太陽能滅蟲燈等各種農用機器。農技人員告訴記者，這些農機不少都是從德國、日本等國進口的。

春暉集團還與農機戶組建“湖北春暉農機合作社”，擴大農機隊伍規模。合作社理事長詹清卯說，從翻田、播種、插秧、施肥、打藥、收割等幾乎全部生產環節都實現了機械化，大大地減少了對人力的依賴。

為提升種田效率，發展生態循環農業，春暉集團創建了“湖北春暉農科院”，設立糧食作物、經濟作物、農業機械化、農業產業化、生態旅游以及種子、米質、淀粉檢測等“五所一中心”，涵蓋遺傳育種、作物栽培、植物保護、土壤肥料、檢驗分析、農業信息、現代農業經濟管理、農業機械化等多個專業。

記者在春暉香米、糯米基地了解到，由于都是大面積規�；�種植，土地平整是一項難題，春暉集團引進了美國激光平地儀。另外，利用科技手段對田間實行信息化管理。在春暉農科院的一間工作室，通過安裝在田野、育苗大棚里的高分辨率攝像頭，6000多畝的土地輕松實現田間管理�？萍既藛T介紹說：“水頭到田哪里，作物有什么蟲害，都能從監控屏上發現，迅速做出處理。”

通過集約化生產經營，建立起“一條龍”工廠化育秧、良種研發繁育、機械化生產，實現了從種子研發、耕種到收儲、加工、營銷，最后到終端農產品超市的全產業鏈，大大提高了生產力和農業生產效益。2011年，僅龍崗土地股份合作社實現水稻總產719萬斤，單產達到1200斤，比2010年畝產提高了50斤。

二問：種植規�；�了風險如何控制

據了解，湖北省當前土地流轉涉及農戶118.2萬戶，農戶之間流轉的比率達62.6%，受讓方為合作社、企業和其他主體的分別占11.1%、14.4%、11.9%，已經超過37.4%。

余愛民等專家分析認為，大規模流轉在獲得規模效益的同時，也把千家萬戶的風險集于一身，從而加大了風險。

一是經營風險。目前，一些地區農民比較歡迎的土地股份制合作社不能在工商部門登記，無法取得機構代碼，沒有法人身份。譚倫蔚說，沒有法人身份，到銀行就開不了戶，包括貸款在內的融資都受到影響。資金鏈就可能存在不規范和漏洞的可能，市場變化突襲時很容易出現“大損傷”，合作社和農戶社員都會受到影響。

二是管理風險。規模越大，管理越難。目前春暉集團10萬畝的土地流轉規模，主要采取股份制合作社、長期租賃和季節性流轉等三種方式。由于涉及耕地多，主要依托合作社模式進行管理。集中規模經營要求經營思維和管理模式都要現代化，否則就是用小農思想“種大田”，風險難擋。

三是維穩風險。土地不僅是農民的溫飽來源，也是就業崗位，還是最低生活保障，還起著穩定農村社會平衡協調作用。流轉大戶作為龐大的經濟體不同于一般的大型企業，如果外部環境稍有變動，比如2008年金融危機引發的返鄉潮，大量農民想要回土地；或者內部管理出現問題，經營不善引起經濟糾紛、分配糾紛等等，都容易成為不穩定因素。

譚倫蔚也認為，大規模集中后，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就系于企業一身，具體而言就是企業決策人。“如果我做不好，決策失誤，誤了一年收成不說，還將影響所有的合作社社員。”

探索三：集體分配促進農民增收致富

“春暉模式”從一開始就考慮設計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保證農民的土地收益。

記者在“龍崗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章程上看到，按照“農戶保底又分紅、公司參股不控股”的原則，春暉公司以農機入股占49%，村集體和農戶以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占51%。合作社對農民采用“B(以360斤中稻谷作為保底租金)+X(盈余分紅)”的分配機制，并規定，X不能為負數。

湖北省社科院農村經濟研究所所長鄒進泰表示，在新一輪農村土地流轉經營權過程中，堅持集體所有制和村民自治兩個原則非常重要。因此“春暉模式”的最大亮點就是堅持了集體所有制，在土地經營權屬利益分配上實行集體分配，同時組建生產管理合作社，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并讓農民多一份打工收入。

鄧大才也認為，這種分配模式兼顧了土地作為農民財產性收入和農民勞動力收入，為傳統農民增收分裂出一個新渠道，這是“春暉模式”受到農民廣泛歡迎的根本原因。

2011年，龍崗土地合作社經營收入781.68萬元，分紅金額48.27萬元，按股份結構，春暉集團分紅23.65萬元，農民分紅24.62萬元。入股農戶每畝租金折合385.2元，每股分紅41元，加上惠農直補資金，畝均收入541.61元，返聘進入合作社打工的村民還另有一份勞動收入；負債多年的龍崗村當年集體收益約5萬元。

劉順田告訴記者：“因為去年是探索，只種了一季水稻，入股村民畝均收入就增加了50元以上；今年多種了一季小麥、油菜等冬季作物，利潤一定更高，年終農民分到的紅利也更多。”

今年元月4日，參與流轉的農民第一次領到了分紅。龍崗村10組的村民、62歲的王玉蘭告訴記者，她家17畝地去年總共領了7500元，此外她以農技工人的身份在合作社的地里做了4個月，掙了5500元。王玉蘭說：“兩個兒子出去打工十幾年了，家里地我一個人種，肩挑背扛一年，也就萬把元收入。前兩年離家遠的四五畝地都給撂荒了�，F在，種的還是那幾畝地，收入還多出了打工的一份錢，真是劃算。”

鄧大才分析認為，分配堅持集體分配原則，管理堅持村民自治原則，兩項疊加相得益彰，這種經驗非常具有借鑒性。“在我們多年的調研中發現，各種形式的土地流轉中最為重要的是基層政府和組織要培育出一個可與資本對話、談判的角色，在利益出現分歧的時候有談判權，可以建立利益妥協機制。這樣既控制資本財大欺民，也給了農民一個表達利益和爭取利益的平臺。”

三問“蛋糕”做大了利益分配如何完善

規�；�、集約化經營，做大了農村生產經營這塊“蛋糕”，農民能分得多少份額？對“資本下鄉”，各界最擔心的是稍有不慎，會影響到農民利益。

湖北省農經局副局長萬自一說，當前土地流轉工作中的矛盾與問題，根子上在土地流轉對農村現有分配機制的沖擊。分配問題關系農村穩定、農民增收和流轉成敗等大問題，只有處理好土地流轉中的分配問題，才能科學有序推進土地流轉。

以龍崗村為典型代表的“春暉模式”，最大亮點就是在分配機制上取得突破，堅持集體所有分配。但是這種分配方式在農民中間也存在疑惑。

有農民提出，企業以農機折資入股，農民以土地折資入股。由于農民缺乏資金、技術、信息和市場資源，處于弱勢地位，因而在折資入股時，企業往往更具優勢。三汊鎮同昶村農民何金橋就說：“農機一臺幾十萬上百萬，而一畝土地按照年產糧食的純收入折資一般千元左右，哪折得過人家？再說，一臺農機可以用很多年的啊。”

鄧大才分析認為，當前農村土地流轉的定價權實際上在轉入方，承包經營權的價值普遍等同土地產出的價值，因此土地流轉價格不可能體現土地的真正價值“這里面相當復雜，責任不全在轉入方，但確實可能存在不公。”鄧大才說。

隨著技術進步、農產品價格上漲，土地增值收益提高，農民的分配利益又如何保障？余愛民分析認為，像龍崗村這樣整村流轉的村莊，傳統的農業秩序基本打破，農民收入主要以外出打工和經商為主，種田成了副業。他們對土地收益主要是縱向比較，覺得不下田干活還有收入拿很劃算，但是在不斷增加的土地收益面前，原先的利益分配協議只是暫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