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一份研究發(fā)現，中國城市轉型升級形勢只是“看上去很美”。

5月9日，“201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上海論壇”上，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稱，利用以產業(yè)政策干預為基準的“轉型升級指標”測算，2010年，京津滬穗深中只有上海、深圳的轉型升級指數超過100，中國多數城市轉型升級形勢不容樂觀。

第三產業(yè)是轉型關鍵

“轉型升級指標”將中國發(fā)達城市轉型升級分為效率、結構、潛力等五個一級指標，并選取了28個具體指標，利用2005~2010年期間數據對京津滬穗深的轉型升級進行了量化研究。

除了這個指標，另一個佐證是第三產業(yè)相對勞動生產率(即第三產業(yè)與第二產業(yè)勞動生產率之比,第二產業(yè)勞動生產率為1）。

數據顯示，雖然上海轉型升級在2005年后一直排在京津滬穗深之首，但第三產業(yè)相對勞動生產率2002年起就低于1，2010年已經降低到了0.7，近六年平均為0.76，低于發(fā)達國家大于或等于1的水平。

與上海類似，京津穗深在1990~2010年的20年間，第三產業(yè)相對勞動生產率也呈現下行趨勢。上世紀90年代以前，中國服務業(yè)相對勞動生產率稍大于1，但其后顯著下降，現階段基本處于0.7的水平。

上海社科院副院長黃仁偉對《第一財經日報》解釋，此前對第三產業(yè)的投入不大，產出就顯得大，因而效率高；但現在投入加大，所以顯得產出少，效率就低。

李揚表示，也正因此，目前的產業(yè)結構調整并不能為經濟轉型提供真正良性的動力。“發(fā)展高效率的第三產業(yè)，是轉型的關鍵。”

中國社科院陸家嘴研究基地發(fā)布的“上海市創(chuàng)新轉型發(fā)展指標體系研究課題研究報告”指出，長期來看，上海社會經濟面臨的最大壓力，將是“結構性減速”與國民福利提高之間的矛盾，主要是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和完善的困難。如果上海不具有抵消“結構性減速”的足夠高的勞動生產率增速，未來增長將不樂觀。

不過，上海社科院常務副院長左學金認為，鑒于城市大量的新增就業(yè)來自農村，因此還需關注一產和二產以及一產和三產的勞動生產率比較。“對城市來說，效率不一定提高很多，但對整個國家來說，效率還是提高了。”

首推財稅體制改革

李揚也表示，雖然轉型升級已經成為方向，但迄今為止，所有的評價指標、政策措施還是在老的軌道上運行，整個導向還不是轉型導向。

在這方面感受頗深的，是率先站在轉型關口的沿海發(fā)達省份。比如上海，自2007年GDP增長率達到近三十年的頂峰15.2%后，上海經濟增速連續(xù)4年低于全國水平。一季度，上海GDP增速僅為7％，依舊低于全國8.1%的增速水平。

上海市市長韓正在昨天的論壇上表示，上海提出了創(chuàng)新驅動、轉型發(fā)展，經過努力，目前上海經濟社會發(fā)展出現了一些積極的變化：經濟運行質量、效率進一步提高，經濟增長對投資、重化工、勞動密集型產業(yè)以及房地產依存度明顯下降等。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平也在各地調研中發(fā)現，很多政府希望通過一套分解的指令性指標來強行轉型，這是非常可怕的。

李揚強調，不宜使用產業(yè)干預的傳統(tǒng)辦法促成轉型，低效率轉型不僅會拔苗助長，而且極易陷入拉美國家的中等收入陷阱，應該通過市場化改革來實現轉型升級的機制調整。“具體來說，現在阻礙服務業(yè)，特別是現代服務業(yè)發(fā)展的是四個制度：準入制度、稅收制度、金融制度、會計制度。”

“牽一發(fā)動全身的體制改革，我首推財稅體制改革，其中稅收制度改革首當其沖。”中國社科院財經戰(zhàn)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說，目前上海試點的營改增和房產稅將對財政體制重構產生巨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