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幾乎沒人能夠預料與想象，中國加入WTO“與狼共舞”，將為上海這樣一個經濟外向度較高的城市帶來哪些巨變。

　　十年間，上海這座城市在不斷做“加法”與“減法”。無論是進出口數據、利用外資金額，還是企業對外投資規模，都在不斷攀升；然而，從1008平方公里縮減到656平方公里，從177個減少到41個，上海各類開發區的規劃面積和數量卻始終在做“減法”。

　　“加”與“減”之間，上海經濟轉型與產業升級的路徑躍然呈現。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上海市商務委員會主任沙海林談及這些數據變化時，體會到的不僅是上海外向型經濟發展進程中“量的變化”與“質的提高”，沙海林表示，中國加入WTO這十年，更重要的是帶來了市場運行機制的改變。

　　近日，《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了沙海林，探討中國加入WTO十周年的變化，以及未來全球化進程中上海如何把握機遇，加快推進國際貿易中心建設，實現外貿轉型、創新利用外資方式、提升對外投資層次等話題。

　　入世“倒逼”機制改變

　　第一財經日報：中國加入WTO十年來分享了許多“全球化紅利”，作為中國對外開放的前沿陣地，上海的經貿格局發生了哪些重要改變？

　　沙海林：入世十年也是上海開放型經濟發展最好的時期。我簡單列舉幾組數據：十年來，上海本地貨物貿易進出口規模增長了6.1倍，服務貿易進出口規模增長了11倍，利用外資規模增長了2.1倍，對外投資規模增長了9.7倍，對外工程承包和勞務合作完成營業額規模也增長了9.9倍。

　　其實在這些數據的背后，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最好”，不僅僅是一些數量的變化、規模的擴大，也不僅僅是質的提高，更重要的是整個運行機制的變化。最要害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市場對整個社會資源的配置，對整個社會消費的拉動，對整個社會運作的一種基礎性、先行性、先導性的作用，市場的競爭機制和保障機制建立起來了。

　　另外，入世十年，對政府機構改革職能轉變的一種“倒逼”作用越來越明顯�？瓷虾５淖兓�，人們往往喜歡看外表，它的基礎設施、樓宇、整個市容，這些的確變化太大了，但是，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方面，就是整個運行機制的改變，政府職能的轉變，這是入世十年最大的特點。

　　這十年，上海的巨變也是和全球化大局聯系在一起的，中國進入了全球市場經濟大環境之中，很有意思的一點，我們不僅僅是整個世界經濟的參與者，也是利益的分享者、受益者，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又成為健康發展的推動者。如果中國沒有加入WTO，上海沒有融入經濟全球化的趨勢，相信上海不會有這些變化。

　　當然，加入WTO對我們的體制、機制、稅制和管制方式，也是一種挑戰。凡是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規律的，不適應經濟全球化趨勢的，違背WTO基本原則的，都沒有辦法生存下去，更談不上發展。所以，企業在技術上、管理上、標準化建設上、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都面臨著越來越多的挑戰，這個過程中就是適者生存。經過激烈的市場競爭，可以說每年都有大批的企業倒閉，但也有很多企業發展很快，特別是那些適合了世貿規則、市場經濟規律的企業，這些新興的業態發展起來了。

　　日報：你怎樣看待未來十年的全球化趨勢？我們外向型經濟發展過程中還將面臨哪些主要問題，比如貿易保護主義似乎正在日益加劇？

　　沙海林：從全球經濟發展看，世界經濟格局正處于變革和調整的重要時期。受金融危機影響，世界經濟復蘇緩慢，國際市場競爭更加激烈，貿易保護主義也正在抬頭。隨著中國經濟實力逐步增強，世貿組織成員方對中國的訴求將會更趨多樣化。發達國家勢必要求中國加大開放度，新興發展中國家成員隨著地位的不斷提升會與中國產生更多“碰撞”，最不發達國家成員對中國的談判訴求將向發達國家看齊，單邊優惠的要求將有所增多。

　　另外，勞動力成本的提高、資源產品價格的提升、人民幣與國際貨幣的匯率失調，以及國內通脹趨勢等因素，都將減弱中國外貿高速發展的支撐力。

　　當前上海經濟發展已經進入“后工業化”階段，舊的增長動力明顯減弱，新的增長動力形成不足，低端傳統產業被調整的“快變量”與高端新興產業培育的“慢變量”發展不協調。目前看來，由于貿易保護主義不斷抬頭和居民消費傾向總體遞減的影響，“三駕馬車”中，出口與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逐漸趨于下降。

　　同時，受資源環境、商務成本提升的約束，低端傳統產業調整力度加大，一般制造加工向外轉移速度明顯加快�，F代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還需要一個培育過程，新的經濟增長點形成有待逐步走向成熟，可能在產業升級轉換中出現“真空”，導致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減緩。

　　外貿轉型迫在眉睫

　　日報：我們的外貿出口格局中，加工貿易一直占據了半壁江山，這種長期依賴“人口紅利”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發展加工貿易的模式能否持續？加工貿易如何實現轉型發展？

　　沙海林：談到外貿轉型升級，現在外面有一種說法是不對的，認為加工貿易越少越好，甚至最好沒有加工貿易，我不贊成。

　　上海的加工貿易總量大、占比高，上世紀90年代以來，加工貿易一直占據上海本地外貿出口的半壁江山。另外，加工貿易以外資企業為主體，外資企業占了90%以上，機電產品是大頭，大約占加工貿易出口80%以上。這些都是上海加工貿易的主要特點。

　　當然，發展加工貿易現在遇到了成本的制約，資源環境的制約，主要是土地、人力資本的制約。我們很多代工企業就是這個毛病，可以把利潤做到基本為零，當然也不是一直為零，為什么這樣做呢？可以少交稅。利潤跑哪兒去了？一方面本來就低，另一方面把它送到國外去了。關鍵要改變這種情況。

　　我們首先是推進加工貿易提升能級，把加工貿易向先進制造，或者叫高端制造方向延伸，向產業鏈兩端延伸，這主要是推動加工貿易企業的提升、升級，實際上就是提高它的技術含量，提高產品檔次和附加值，逐步實現從貼牌生產向設計研發加貼牌生產轉變，因為我們現在加工貿易很大的毛病就是依靠“人口紅利”來支撐。

　　第二是推進出口加工區的功能拓展。以前出口加工區很簡單，就是來料加工、出口加工出去，現在還要增加維修的比例，我們要實事求是，爭取做一些突破。

　　第三是推進加工貿易企業擴大內銷。我們和海關以及上海有關部門一起制定了加工貿易內銷便利化的一些措施，對140多家加工貿易的聯網監管企業實行了內銷便利化的試驗。有些東西因為是加工貿易，來料加工不允許你內銷，因為你是保稅的，你怎么可以生產出來內銷呢？所以我們做了一些調整，一些便利化措施啟動以后，上海加工貿易轉內銷，去年的數字就同比增長了17%。這個也很重要，能夠推動內外貿聯動。

　　第四是推動集成電路設計企業的加工貿易試點�，F在我們已經在全國率先開展了集成電路的設計企業納入加工貿易運作模式的試點，以前就是單一的封裝測試，就是在這個環節里保稅，我給你保稅，就是你拿進來，封裝測試再出去，就這個環節保稅，現在發展到設計、制造、測試三位一體的保稅，這就進一步了，保稅范圍擴大了，這個正在試點。

　　不斷創新引資方式

　　日報：近年來，有外資企業由于商務成本過高而遷離上海，也有外資企業評價中國投資環境趨緊，對吸引外資的政策有所置疑。你認為，下一個十年，外資在中國的發展前景樂觀么？

　　沙海林：關于投資環境問題，坦率地說，我不太贊成外面的觀點。有人說中國的投資環境現在好像在趨緊，環境在變惡劣。我為什么不同意呢？我覺得這個不好解釋很多現象，如果說真的是像外企講的投資環境惡劣、趨緊的話，那怎么解釋上海的外商投資越來越多？這幾年，上海每年的實際利用外資金額都超過100億美元，每年的合同外資金額差不多都超過130億美元，怎么解釋這個問題呢？

　　另外，怎么解釋那么多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和功能性機構在向上海集聚，如果是他這樣講，應該搬出去才對。的確有搬出去的企業，主要是代工企業、分裝測試工程企業，而那些功能性企業正在向上海聚集。比如說研發中心，我們的外資企業中，一個很大的特點是研發中心在向上海集聚，很多甚至是全球的研發中心。比如說英特爾、GE、IBM、GM、惠普、諾華……這些外資企業的研發中心，我數也數不過來，大量外資研發中心在向上海集聚，這個怎么解釋呢？所以我不太贊成投資環境趨緊的說法。

　　上海有沒有商務成本過高的問題呢？確實有。商務成本過高體現在多方面，比較大的方面，一個是勞動力成本在提高，所以要引進高端的企業，高端企業過來，就創造了白領的就業機會。另外，住房成本在提高，也在想辦法來解決，比如上海很多地方在鼓勵建造一些公寓樓，適合白領居住的公寓樓。

　　這個問題還有另外一個角度，在看到商務成本高的同時，還要考慮到這個地方的投資回報高，商業機會多，它正好處在整個供應鏈的高端，微笑曲線的兩端。前段時間，歐盟商會有個調查報告，外資企業衡量什么地區是最有利于總部集聚的地方，排在首位的條件不是成本高不高，而是市場和客戶，前五位里面也沒有講到商務成本問題。前五位還包括法制環境、人力資源供給等等。

　　無論在體制上、機制上、稅制上、法制上、管制上，都有一些不適應外資企業發展的地方，我們正在改進。上海就是按照浦東提出來的，俞書記也肯定過的“三個導向”來解決跨國公司地區總部落戶上海時遇到的一些困難，就是所謂的問題導向、需求導向、項目導向，我們不斷地在探索，跨國公司在上海的發展前景一定是非常樂觀的。

　　日報：以往吸引外資，我們希望“以市場換技術”，你認為外資進入中國市場的方式，未來將是怎樣的，在以往合資合作、獨資的基礎上，會有哪些新的變化趨勢？

　　沙海林：在世界經濟全球化進程中，2008年遭遇了國際金融危機，跨國公司也意識到需要對它的全球資源進行整合，通過整合資源來提高它的全球競爭力和對于產業鏈的掌控能力，因此它要把相當一部分的功能性機構轉移。向什么地方轉移呢？向相對成本較低的地方，但又是市場比較寬闊、高端人力資源供給比較充分、法制環境比較好的地方去轉移，這就給上海帶來了千載難逢的機會。

　　入世十年，從一定意義上來講，也是我們改善投資環境、創造良好的法制環境、吸引跨國公司總部和功能性機構在上海集聚的十年。因此，上海逐步形成了以服務業為主的引資結構，引進了很多先進的業態，目前第三產業吸引外資的比例穩定在外資總額的80%左右。

　　我們在吸引外資實踐過程中也有一些創新，尤其是探索創新利用外資的方式。一個是外商股權投資、創業投資，境外人民幣出資，在這些方面我們取得了新的突破。比如說外商投資股權企業，這個是試點工作，國家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相關的審批規定，我們已經開展試點工作，批準了50家外商投資股權投資管理公司。我們還完成了上海第一例境外人民幣投資的項目，這在全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上海希杰星匯影視公司，是在香港用美元現匯兌換成人民幣進行增資的，這是首例境外人民幣投資項目，這些都是新突破。

　　我們吸引外資還有一個很大的突破，就是中方自然人作為外商投資企業股東成立合資企業，這在過去沒有，現在也只有浦東在試點，上海正在把這件事情的范圍和區域擴大，從鼓勵類產業目錄擴大到限制類產業目錄，從浦東試點擴大到上海整個區域，這項措施還沒有推出，要朝這方面去做。

　　另外，我們今后還要充分發揮上�？萍冀逃�資源和人才集中的優勢，在引進外國資本的同時，更加注重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管理理念、高端人才和智力資源，“引資”和“引智”相結合，不斷增強上海的科技創新能力。

　　實現功能性突破

　　日報：入世以來，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步伐也在加快，但麥肯錫也有統計數據顯示中國60%以上的海外收購不成功，比如上汽收購韓國雙龍就經歷了整合失敗。未來上海如何把握新的機遇，加快新一輪資本輸出？

　　沙海林：上海對外投資的步伐正在逐年加快，我們也要提升對外投資的層次。比如，我們找到一些與上海經濟發展相適應的重點國家和地區，做好整體區域產業合作的研究和規劃，指導企業對外投資從單一的項目向區域型產業合作轉變。

　　比如，為了破解上海資源約束瓶頸，我們重點加強與澳大利亞西澳州政府的合作。主要是加大對西澳州礦產資源類項目、能源類項目、農業類項目、基礎設施項目、旅游資源開發類項目的總體研究和規劃，推動上海企業去投資。

　　我們也在創新對外投資方式，重點扶持具有一定規模實力、品牌優勢和市場基礎的企業開展跨國并購，實現從綠地投資向跨境并購的轉變，推動高端跨國并購項目和人民幣境外直接投資。為了規避企業風險，我們鼓勵企業轉變控股和全額并購的傳統模式，探索戰略性少數股權投資。

　　比如，上海電氣集團以1.6億美元收購美國高斯國際公司，并購后，上海電氣對其生產線進行了技術改造，生產世界領先的薄膜太陽能電池。上海電氣還利用高斯公司的技術創新能力和全球網絡，進一步優化了在美洲、亞洲和歐洲等地的制造業布局，整合提升了銷售及產品支持能力。

　　另外，我們也在積極引導上海一些高耗能、產能過剩的產業向境外實行“梯度轉移”，為上海進一步發展騰出空間。我們一方面是迎接國外的技術轉移，另一方面也對境外進行產業轉移，這是兩個梯度，這個做得也非常好。

　　再就是我們輸出高端技術，不斷提高對外工程承包的水平�，F在上海對外工程承包的合同金額已經連續幾年超過100億美元，位居全國第一，全國對外工程承包金額，我們占了十分之一。通過工程承包項目，還帶動了大型設備和機電產品的出口。

　　日報：上海正在推進國際貿易中心建設，未來將實現哪些功能性突破？

　　沙海林：關于如何推進國際貿易中心建設，我們形成了一些整體推進的機制，第一個層面是“部市合作”推進的機制。在商務部和上海市“部市合作”推進機制框架下，我們初步形成了“20+2”的重點項目。

　　這些項目主要包括建設虹橋商務區國家會展中心項目、建設進口商品集散中心、推進外貿平臺建設、建立商務部技術進出口貿易中心、建設現代商貿功能區、籌劃虹橋全球貿易論壇和智庫、建立網上國際貿易中心平臺、試點設立免稅店和擴大船用保稅油市場開放、建設城市配送物流體系、建設大宗商品交易市場體系、利用外資方式創新和領域拓展、開發區升級、推進實施ECFA（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還有就是探索專業服務業管理模式創新、發展生活性服務業、舉辦商貿領域重大活動、建設中國服務外包研究中心、建設國家文化服務貿易翻譯基地，與上海WTO事務咨詢中心合作，建設國際貿易人才培養基地；此外，增加了兩項重點工作，研究擬定上海推進國際貿易中心建設條例，推進產業轉移等等。

　　第二個層面就是推進重大貿易平臺的建設。

　　第三個層面就是尋求政策上的突破。政策上的突破主要還是促進服務業發展，國務院批準上海交通運輸業和部分服務業領域開展增值稅改革試點，這對上海加快推進現代服務業發展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來源：第一財經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