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50人論壇、新浪財經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新浪·長安講壇第188期日前在北京召開。論壇成員、北京大學副校長劉偉教授發表題為“我國經濟增長和發展方式轉變的問題研究”的主題演講。劉偉認為，從宏觀面上來看，當前中國既有經濟衰退的威脅，又有通貨膨脹的壓力，所以短期來看應對的策略是要降低宏觀政策風險防滯脹。長期來看，則要解決我國存在著的多方面結構性矛盾，這主要要通過制度的變化加以解決。

轉變發展方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劉偉首先從對中國經濟發展階段的認定入手，談到對中國經濟的總體判斷。他著重談了如何應對很可能即將到來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

他說，中國2010年經濟總量是39.8萬億元，排在世界第二。但是按照人均GDP水平，我國排在世界第124位，相當于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

在這方面，國際社會和國內的判斷是有爭議的。國際社會認為低估了中國的發展水平，理由主要是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是統計上的問題，因為我國有很多行業沒有統計到GDP當中來，比如說一些服務業；第二個方面就是匯率，認為人民幣是被低估了。而國內卻質疑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被高估了，因為我國最突出的現實就是收入差別大。

劉偉表示，雖然國內和國際對“中國是個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有質疑，但是從農業勞動力就業比重演變趨勢和恩格爾系數等一些結構性指標來看，無疑中國就是一個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

世界銀行的統計表明，沒有解決溫飽的國家，農業勞動力就業比重會達到72%；農業勞動力就業比例達到54%的國家，屬于下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農業勞動力就業比重達到40%的國家，屬于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而我國現在農業勞動力就業比重在40%左右。

從聯合國公布的恩格爾系數標準劃分來看，最窮國家的恩格爾系數是在60%以上；解決了溫飽的國家恩格爾系數是在50%到60%之間；初步小康國家的恩格爾系數是在40%到50%之間；全面小康國家的恩格爾系數是在30%到40%之間。我國現在的恩格爾系數仍然接近40%，這也是處于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水平。

劉偉認為，我國經濟發展到了中等收入國家這個階段，會面臨著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脅。而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指發展中國家經過一段比較高的增長達到了中等收入階段之后，由于種種原因，經濟發展出現一種停頓、停滯。

從現有的理論文獻和政策層面分析來看，有三個方面的原因構成中等收入陷阱發生：

第一個原因是創新能力差。因為創新能力差，經濟增長主要靠投入量增長帶動經濟增長，就不能實現從依靠要素大量投入向依靠要素效率提高來帶動經濟的增長的轉變。

劉偉說中等收入國家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創新能力不能滿足經濟發展的要求，這需要進行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

第二個原因是經濟增長的成本高。發展中國家的優勢是勞動力、土地等要素便宜。但是經過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發展，這些要素價格就會上漲。因此說勞動力價格的上漲是一種必然的趨勢。

第三個是國際原因。因為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單一，內需不足，主要靠出口，依附于國際市場，并在比較大的程度上依靠國際市場。只要國際市場出現比較大的周期動蕩，發展中國家原來存在的內需不足的問題馬上就會空前突出。

“這三個方面的原因在我國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所以需要高度注意，爭取及時有效地穿越中等收入陷阱，保持經濟可持續、均衡、穩定、有效的增長。”劉偉稱。

不過他同時表示，中國也有三個優勢可以應對“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脅。

第一個優勢是“天時”。我國還處在一個高速增長的階段，未來十年甚至二十年，我國還能繼續維持相對比較高的增長期。

第二個是“地利”。中國地區之間發展是極不平衡的，這個不平衡在一定條件下是落后的表現。但是換一個角度來看，當一個國家的經濟進入了持續穩定的高速增長的周期之后，大國地區之間的不均衡會形成一種梯度。它可能延長一個國家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的時間，波浪式向前推動。

第三個就是“人和”。人和就是指改革，目標是市場化。當前中國國內市場的資源越來越從行政支配的角度轉向市場競爭的角度，資源使用的效率在提升。這種制度變遷是有增長效應的。

因此，從現在我國所處的發展階段、地區之間的非均衡的發展情況以及體制改革帶來的積極性和效率的提高來說，我國的經濟發展具有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諸多優勢。那么，我們就要努力轉變我國的發展方式，把優勢轉變為現實，使我國的經濟能夠順利地穿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一個可持續發展的軌道。

降低宏觀政策風險防滯脹

認定了中國經濟的發展階段后，劉偉隨后談到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歷史進程，以比較分析當前中國經濟面臨問題的獨特問題。

他表示，正確認識我國宏觀經濟各階段的特點，對解決當前階段的經濟總量失衡有重要意義。我國的宏觀經濟從改革開放以來到現在經歷了五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各自的特點。

第一個階段是從1978年改革開放初期到1998年上半年。在這個階段中國宏觀經濟失衡的主要特點是需求大于供給，主要的威脅就是通貨膨脹。所以當時宏觀政策要解決的主要問題是防通脹。

第二個階段是從1998年下半年到2002年年底。在這個階段，由于內需不足開始出現比較嚴重的過剩，物價不僅不漲，物價指數在這期間是負的。那時候宏觀政策主要是擴大內需，刺激經濟增長。

第三個階段是從2003年到2007年。這個階段是結構性反方向失衡。在投資領域里面，經濟過熱，需求大于供給。但是在消費領域里需求不足，過剩嚴重。當時的應對策略從目標上回避了總量，在手段上采取了反方向的組合，當時叫做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

第四個階段是從2008年到2010年上半年。2008年下半年后，中國受世界金融危機的沖擊越來越明顯。我國采取了全面的一攬子措施來反危機、反蕭條，就是采取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進入一個全面積極擴張的階段。

第五個階段就是從去年下半年至今。我國從全面反危機措施開始，實際上是擇機退出，政策叫做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這與第三個階段是有區別的，2003到2007年的失衡是因為投資領域和消費領域里的失衡的方向不一樣，現在所面臨的不是不同領域里的結構性的失衡差異的問題，而是總量的問題，這使得我國現在的宏觀政策既不敢緊縮也不敢擴張。

劉偉表示，當前我國經濟總量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內需不足，增長乏力，而且還和世界經濟的恢復不明朗交織在一起。一方面，增長有可能陷入低迷、低增長；另外一方面，通脹壓力特別大，成本提高和一些輸入性的國際因素會影響到國民經濟的成本，拉動我們國內市場的價格。

具體來說，就是2008年政府為了應對金融危機采取強有力的擴張手段，收獲了經濟比較高的增長速度，但是也形成通貨膨脹的壓力。

劉偉說，在形成通脹的現實壓力過程中，有個時間的滯后性，“關鍵是這兩個車輪誰能跑過誰”。

比如在形成現實通脹壓力前，它帶動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能不能及時、充分、有效地發揮出來。如果它能及時、充分、有效地發揮出來，拉動了有效增長，就會為治理通脹積累本錢。

若它沒有傳導到實體經濟中，實體經濟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恢復，特別是效率提高的基礎上的恢復，那么這些錢就滯留在虛擬的經濟當中，它會去沖擊資產市場的價格，造成資產價格泡沫化。不僅是資產的泡沫化，還會把一些其他方面金融符號化，形成樓市的泡沫化、股市的泡沫化，然后會進一步推動這個泡沫化向其他方面蔓延。比如綠豆、大蒜，本來都是農產品，不能作為金融產品投資。但是有人把農產品符號化，變成投機炒作的目標物。這樣會極大地提高整個社會通脹的預期，使得國民經濟成本上升。

運用數量工具應對通脹

對于中國當前可能面臨的滯脹風險，劉偉分析了中央用以應對的宏觀調控政策，并提出建議。

他說，當前我國宏觀經濟的問題是既有經濟衰退的威脅，就是內需不足；又有通貨膨脹的壓力。如果同時發生，就可能形成通常所說的滯脹，這是個新問題。我國現在的做法是重新回到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用反方向的政策組合來解決可能出現的滯脹威脅。這反映出決策部門在宏觀政策效率和宏觀政策風險之間，更傾向于降低宏觀政策的風險。

在劉偉看來，根據當前經濟失衡的特點，我國的宏觀政策正在做出四個方面的調整：

第一個方面就是總量政策的目標性調整，或者方向性調整。從前一個時期的全面一攬子的擴張，到開始擇機退出。政府干預過多會產生兩個問題，一是經濟上的低效率，二是政治上的腐敗。現在實施的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實際上已經開啟了退出的步驟。

第二個方面就是財政政策，從前一個時期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調整到積極的財政政策。這預示著財政政策可能從關注擴張效益逐漸轉向兼顧財政政策的風險。

劉偉說，國際社會在應對金融危機時主要用的是財政政策，通過財政政策采取了大量的舉措來走出危機。金融危機前我國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金融危機時采取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金融危機過后又回到積極的財政政策。所以我國的財政政策始終是擴張的，它調整的只是力度而不是方向。

中國長時間以來，一直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危機當中力度更大，更加積極。如此，也是在積累財政風險。像地方政府的融資平臺，現在規模已經很大了。還有財政赤字的問題，去年財政赤字是9500億。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一般不能超過GDP的3%，實際上我國財政赤字的安排是頂到了紅線的水平。

現在需要關注財政政策本身的風險控制，不光是要利用財政政策起到擴張刺激經濟作用，也要考慮風險控制。所以財政政策擴張的力度要有一個控制。

第三方面就是貨幣政策，從寬松貨幣政策重回穩健。上調法定準備金率、加息等這些措施都表明我國開始采取從緊的貨幣政策。

劉偉認為，在進行貨幣政策的調整中，要更多地運用數量工具，包括信貸規模的控制、法定準備金率的調整。如果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可以直接用信貸管制，這也比單方面加息更合適。不過這個手段帶有比較強的行政性，使用要慎重。

加息的做法應該慎重，因為有可能會惡化經濟的失衡，加劇衰退。當前中國面臨的不是單純的通脹問題，還有經濟停滯和衰退的威脅。在內需不足、民間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不熱烈的情況下，若再用加息這種提高資金成本的方式，可能會進一步遏制內需的擴張。

另外，貨幣政策的緊縮力度不要過猛。因為目前中國的通脹是會長時期持續的。避免短期采取措施過猛，要把反通脹的措施長期化。

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現在不宜放在促進增長上，首要的目標還是反通脹，尤其是抑制資產價格的過快上漲，也就是泡沫化。

劉偉說，中國的貨幣政策會在比較長的時間里保持緊縮的態勢。不過從長期來看，更重要的還應該是培育實體經濟對貨幣的需求，這是根本問題。

第四方面是匯率。現在的提法是匯率重新回到2005年以前的軌道。在2005年之前中國的匯率是盯住美元，因為美元在貶值，人民幣就搭了美元貶值的便車。在2005年之前的幾年間，我國的出口增速非常快。這種失衡直接反映為我國的外匯儲備大幅度上升，帶來國際收支失衡的問題。

在種種壓力下，從2005年開始，我國調整了匯率政策，盯住一籃子貨幣，包括美元、歐元、英鎊、日元、加拿大元等等一籃子貨幣。這幾年累積下來，人民幣大概升了20%多。但是2008年金融危機來了以后，中國的匯率政策重新回到了人民幣盯住美元，這是因為要保護我國的出口，爭奪國際市場。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伴隨擇機退出等一系列的政策變化，我國的匯率政策又回到了危機前，采取所謂盯住一籃子貨幣這樣的方式。這相對加快了人民幣升值的通道。

不過劉偉強調，除了考慮人民幣匯率的需求效應，還要考慮它的供給效應。當人民幣升值之后，進口商品價格會下降的，特別是像石油能源等依賴度比較高的商品，這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是有益的。

通過制度變化解決結構性矛盾

盡管談了四方面的應對措施，但這都是短期應對手段，劉偉認為，長期來看還是要解決中國經濟面臨的結構性矛盾。在他看來，我國的經濟發展存在四個方面的結構性矛盾。

第一方面是內需不足。在2003年到2007年間我國平均經濟增長率是10.6%，這里面有2.6%是出口貢獻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原因中，非常重要的一條就是國際市場波動對本國經濟增長的穩定性的影響太大。要擺脫對外需的過度依賴就需要發展內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制度和技術創新的能力。這不是短期的政策能解決的，需要長期通過制度的變化來解決。

第二個方面是投資和消費結構失衡，消費需求不足，經濟增長過于依賴投資需求。劉偉說，改革開放以來，剔除價格因素后我國投資需求每一年的增長率在13.5%左右，這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差不多一倍。在國際社會，經濟增長十個點中消費需求會占六到七個點，而我國與此相反。要解決投資和消費失衡不是簡單是政策問題，需要在制度上進行一系列的調整。

第三個方面是收入分配中出現的一系列結構性矛盾。我國居民收入增長是比較遲緩的，這就帶來了一個嚴重的問題，真正的消費主體應該是居民，而居民的收入增長緩慢嚴重影響內需的擴大。除了大格局結構失衡之外，在居民收入內部，居民收入的差別在擴大，而且擴大的速度比較快。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好處，更多更快地給了收入比較高的階層，而大多數的低收入或者中低收入階級的收入增長更慢。高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低，他們傾向于去買保值品、去投資、去儲蓄，而不是消費。這樣一來，大量的國民收入從消費當中沉淀出來了，這就導致消費需求不足。收入分配的差距擴大問題，不僅影響社會公平目標，同時影響效益目標、經濟增長和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

第四個方面是中國的社會發展水平落后于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的矛盾。這本質上就是城市化的問題。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和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比較起來，城市化水平相對還是落后的。城市化是一種生活方式，城市化水平低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城市化水平低造成的城鄉差距大。

所以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是提高農民的收入，這是最根本的一點。另外，通過城市化改變農民的生活方式，提高農民的受教育水平和就業機會，然后提高農民的人力資本價值，這樣實現農民收入的增加。但這個也不是短期能實現的。

劉偉認為，我國“十二五”規劃是經濟同比增長7%，這個增長速度是積極的，而且實現起來沒什么問題，難點是如何解決深層次的結構問題。這些結構問題不是短期的宏觀財政和貨幣政策能解決的，它要靠制度創新，轉變發展方式。而轉變發展方式的核心是讓經濟增長的動力從一般的要素投入量擴張轉變到要素效率的提高，依靠技術的進步拉動經濟增長。另外在提高效率的同時，還要使社會公眾公平地分享到經濟發展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