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釣魚島所謂“國有化”，聲稱日美安保條約適用釣魚島，對撤換駐華大使“曖昧”不明，涉入南海爭端……近來，日本頻頻作出對中國不友好的舉動。昨日，日本首相野田佳彥還首次正式表態，支持部分日本議員登上釣魚島。

那么，為什么日本政府對華強硬的調門不斷提高？

回答這個問題，要透視日本國內政治的變化。日本國內政治的“碎片化”加劇了對華政策的強硬。

民主黨內“左中右”三派并立

隨著小澤一郎出走民主黨、另立新黨，日本政治正在經歷一個混亂時期。可以用“碎片化”形容這種混亂。

原本，自民黨獨大日本政壇55年，對內靠派閥協調實現政府更迭，對外則保持穩定。不過，這種穩態在2009年被打破。民主黨實現了政權更替，上臺執政。

然而，民主黨上臺后，并未成功形成穩定的執政。鳩山由紀夫和菅直人都是短命首相。現在的野田佳彥支持率也一路走低，更多被視為過渡性人物。

更關鍵的是，民主黨雖然上臺，但日本并未建立穩定的兩黨制。這主要是因為民主黨內也是派閥林立，是一鍋政治觀點各異的大雜燴。在意識形態方面，可以說民主黨內左、中、右三派都有。三派的政綱在對外政策上差異明顯，特別是在對美和對華政策上。

民主黨內的“左派”以鳩山由紀夫和菅直人兩任首相為代表，主張發展對東亞的外交，包括對華關系。特別是鳩山任期內主張推進“東亞共同體”，認為日本應當融入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認為日本的出路在亞洲。不過，鳩山在美國和國內民眾的兩面夾擊下黯然下臺；菅直人更是生活在前原誠司的陰影下，無法施展其真正的外交意圖。

“中派”以民主黨前黨首小澤一郎為代表，主張“等邊三角形”，即對美國和中國等距離外交。小澤本人與中國淵源很深，與美國也打了很多年交道，為政現實，深諳平衡之道。不過，他一直未走到前臺。

“右派”以日本前外相前原誠司為代表，而背后可能還代表日本新興的“松下流”的主流對外認知。這一派強調日本要成為“正常國家”——實際上就是成為大國，重視維系日美同盟，對華則比較強硬。他們實際上主導了菅直人時期的日本外交。現任首相野田佳彥則是前原誠司的“松下流”同門。

這些風馬牛不相及的政客聚在一起，注定了民主黨的基因就是碎片化的，無法形成一個有機整體。本月11日，小澤一郎另立了“國民生活第一黨”，正式宣告了民主黨的分裂。日本政治進一步碎片化。

政治動蕩與“美國之手”

這種“碎片化”影響了日本對外政策的走向，使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趨向強硬。

首先，隨著“左派”下臺，“中派”出走，民主黨從一個貌似革新的政黨，一步步滑向一個保守政黨。新老保守派當道下，中日關系難有大起色。

其次，“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由于缺乏政治權威，一些人靠嘩眾取寵當道。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就是一個典型代表。其實，這類人未必有明確的政綱。但是，在缺乏權威的時期，他們就靠著吸引眼球博取關注。而吸引眼球的方法之一就是針對中國制造事端。

其三，由于缺乏權威，決策者更容易受到輿論和所謂“民意”的左右，決策非理性因素增多。本來，日本保守派當政是主流，革新派當政才是異數，中日關系在保守政權時期也曾有過“蜜月期”、“破冰期”等，這本不是問題。石原慎太郎的各種極端言論也不是一天兩天了，原本也不是問題。但是，日本的“民意”與輿論給了對華強硬派以滋生土壤，壓縮了對華談判妥協的余地。輿論壓力如海嘯般強大，推著日本政府如浪尖一般，明知前方有危險，還要義無反顧地撲向礁石。

其四，日本政壇碎片化，使“美國之手”更容易操作。今年1月，美國發布新軍事戰略，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是拉住日本、遏制中國。這提升了日本的地緣戰略地位。因此，美國比以前更關注日本國內政治，并施加影響。美國人也許不喜歡小澤，但一定喜歡他另立新黨。日本政治越多元，美國的施展空間就越大。上述的右派當道和對華“民意”，背后都有美國的運作。而美國的一大目標就是限制中國的崛起速度，同時將中國的發展納入美國的軌道。

在這樣一個時刻，我們要觀察日本政治的“碎片化”傾向，透視中日關系交惡的背后因素。必須承認，我們過于倚重老一代的日本友人和對華友好團體，對新生代的中年政客太缺乏認知，對他們的思想體系了解太少，必須要及時補上這一課。同時，要把中日關系放到日本政治嬗變和美國全球戰略調整的大趨勢下，做好再次進入“冰期”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