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鋼材產能嚴重過剩究竟是誰之過?
瀏覽:次|評論:0條 [收藏] [評論]
原本,不想再過多談論產能過剩話題了,既無新意,也沒亮點。但是,觀察今年兩會的熱點,仍讓我們無法擺脫這個雖然是很陳舊的、但卻是始終關乎鋼鐵業命運的老話題…… 近日,在全國政協十二…
原本,不想再過多談論“產能過剩”話題了,既無新意,也沒亮點。但是,觀察今年“兩會”的熱點,仍讓我們無法擺脫這個雖然是很陳舊的、但卻是始終關乎鋼鐵業命運的老話題……
近日,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記者會上,第一個提問的記者所提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優化資源配置和產業結構布局,解決產能過剩的問題,說明產能過剩已經成為我國產能結構不合理的一個比較集中的體現,請問李委員,產能過剩越來越嚴重的現狀您是如何看待的……?”
我國鋼鐵產能過剩的矛盾,既是我國經濟運行長期積累的諸多結構性難題表現之一,也滲透著我國不同歷史時期國情需求特征下的產業成長痕跡。限于篇幅,在此不全面展開探討。當前,涉及鋼鐵產能過剩的話題,從官方到民間、從學者到專家、從國內到國外,其論述已經非常之多,都有著不同的參考價值。
今天,我們從一種歷史的視角去切入、去思考--中國鋼鐵產能過剩究竟應該歸咎于何?
面對這一詰問,我們先回顧一條新華社發布的消息:今年1月5日,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在中央黨校開班,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雖然這兩個歷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
習近平總書記的這段話,為我們廓清了當前的很多迷惑,也讓我們對中國鋼鐵產能過剩問題有了一種更深刻的認識。
新中國成立之后,國內建設百業待興,國外敵對勢力不斷相威。面對國內外局勢,毛澤東主席曾有個著名說法:“一個糧食,一個鋼鐵,有了這兩個東西,什么事情都好辦了。”多年來,我們就是照這個思想辦的。1949年12月,在戰爭的硝煙還沒有散去的時候,新中國第一個討論工業的會議,就是重工業部召開的鋼鐵會議。1956年2月,毛澤東在聽取重工業部匯報的時候,明確地主張鋼產量每五年翻一番。在黨的八大預備會議上,毛澤東說到中國過去被人家看不起的理由時,強調鋼生產少了,指示要經過五六十年的努力,超過美國。說要是達不到這一點,“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這真切地反映了毛澤東對鋼鐵的一種深厚情結,表達了中國人對鋼鐵的追求和抱負。
毛主席1972年得了重病之后,曾對身邊人員說:“不要著急,我死不了。你不就怕我死嗎?我要是見了馬克思,馬克思會講你不要這么早來,會叫我回去,你這個國家鋼和糧食還很少,不要這么早來。”在這種病有不測的情況下,毛澤東仍然想到鋼,可見他的鋼鐵情結是多么的厚重,而且一生不變。毛澤東的這種情結,教育和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領導人和廣大干部,成為把中國建設成為鋼鐵大國的強大精神力量……
正是在這種特定國情和歷史背景下,經過我們的艱苦奮斗、頑強拼搏,中國鋼產量終于在1996年首次突破1億噸,躍升世界首位,實現了幾代鋼鐵人的夙愿,并為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作出了巨大的、歷史性的貢獻!
斗轉星移,時代巨變。
中國逐步走出了短缺經濟時代,并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過渡到了市場經濟體制。隨著科技的進步,改革開放的深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突飛猛進,鋼鐵也從供不應求逐步開始供大于求,直至現在的產能嚴重過剩……這期間,中國經歷了極其錯綜復雜的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變化,也經歷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積極探索和艱苦實踐,既取得了寶貴的成功經驗,也付出了一定的失誤代價,還積累了一些問題和矛盾,當前的鋼鐵產能過剩就是其中的問題和矛盾之一。
當前,中國鋼鐵產能嚴重過剩不僅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至改革前的重工業主導型發展模式下凸現的一種結構性矛盾,我們毫無疑問必需要下大決心和大氣力去化解這一矛盾。
我們之所以要從一種歷史發展的角度去重新認識我國鋼鐵產能過剩問題,而不是再去更多重復當前輿論普遍指責的諸多現實癥結,絕不是要為鋼鐵產能過剩尋找借口,反而是要更深刻、更全面、更客觀地去思考和認識到――要解決當前凸顯的鋼鐵產能過剩矛盾,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非常艱巨和棘手的。因為,中國的鋼鐵產能過剩,不僅是一種積淀著特定歷史國情需求背景的、表現于當今的深層經濟結構性難題,還涉及到部分利益格局的再調整和某些社會穩定問題。
當前,面對經濟結構調整的難點和困惑,我們更要本著“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的實事求是態度,客觀認識我國鋼鐵產能過剩的歷史成因,順應新時期下的市場對鋼鐵產業發展的新需求、新變革。
對于當前的鋼鐵產能過剩,我們不能簡單地一昧指責,而要積極地從現實出發,每個地區、每個企業都應該切實從自身做起,自覺講求投資效益和效率,主動遵循市場供求規律;不再追求大而全,要努力發展優勢產品;不應僅僅指判他人,而要響應自律機制;不要局限于同一競爭,而要善于差異化經營……其實,化解我國鋼鐵產能過剩的有效辦法之一,就是努力踐行在維護共享大市場前提下的“自我約束”行為。否則,仍難以跳出“合成謬誤”的怪圈。
對于化解當前我國的鋼鐵產能過剩矛盾,我們不但要有一種更深的全面認識,還必需要有一種更新的自覺行動。
近日,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記者會上,第一個提問的記者所提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優化資源配置和產業結構布局,解決產能過剩的問題,說明產能過剩已經成為我國產能結構不合理的一個比較集中的體現,請問李委員,產能過剩越來越嚴重的現狀您是如何看待的……?”
我國鋼鐵產能過剩的矛盾,既是我國經濟運行長期積累的諸多結構性難題表現之一,也滲透著我國不同歷史時期國情需求特征下的產業成長痕跡。限于篇幅,在此不全面展開探討。當前,涉及鋼鐵產能過剩的話題,從官方到民間、從學者到專家、從國內到國外,其論述已經非常之多,都有著不同的參考價值。
今天,我們從一種歷史的視角去切入、去思考--中國鋼鐵產能過剩究竟應該歸咎于何?
面對這一詰問,我們先回顧一條新華社發布的消息:今年1月5日,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在中央黨校開班,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雖然這兩個歷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
習近平總書記的這段話,為我們廓清了當前的很多迷惑,也讓我們對中國鋼鐵產能過剩問題有了一種更深刻的認識。
新中國成立之后,國內建設百業待興,國外敵對勢力不斷相威。面對國內外局勢,毛澤東主席曾有個著名說法:“一個糧食,一個鋼鐵,有了這兩個東西,什么事情都好辦了。”多年來,我們就是照這個思想辦的。1949年12月,在戰爭的硝煙還沒有散去的時候,新中國第一個討論工業的會議,就是重工業部召開的鋼鐵會議。1956年2月,毛澤東在聽取重工業部匯報的時候,明確地主張鋼產量每五年翻一番。在黨的八大預備會議上,毛澤東說到中國過去被人家看不起的理由時,強調鋼生產少了,指示要經過五六十年的努力,超過美國。說要是達不到這一點,“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這真切地反映了毛澤東對鋼鐵的一種深厚情結,表達了中國人對鋼鐵的追求和抱負。
毛主席1972年得了重病之后,曾對身邊人員說:“不要著急,我死不了。你不就怕我死嗎?我要是見了馬克思,馬克思會講你不要這么早來,會叫我回去,你這個國家鋼和糧食還很少,不要這么早來。”在這種病有不測的情況下,毛澤東仍然想到鋼,可見他的鋼鐵情結是多么的厚重,而且一生不變。毛澤東的這種情結,教育和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國領導人和廣大干部,成為把中國建設成為鋼鐵大國的強大精神力量……
正是在這種特定國情和歷史背景下,經過我們的艱苦奮斗、頑強拼搏,中國鋼產量終于在1996年首次突破1億噸,躍升世界首位,實現了幾代鋼鐵人的夙愿,并為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作出了巨大的、歷史性的貢獻!
斗轉星移,時代巨變。
中國逐步走出了短缺經濟時代,并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過渡到了市場經濟體制。隨著科技的進步,改革開放的深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突飛猛進,鋼鐵也從供不應求逐步開始供大于求,直至現在的產能嚴重過剩……這期間,中國經歷了極其錯綜復雜的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變化,也經歷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積極探索和艱苦實踐,既取得了寶貴的成功經驗,也付出了一定的失誤代價,還積累了一些問題和矛盾,當前的鋼鐵產能過剩就是其中的問題和矛盾之一。
當前,中國鋼鐵產能嚴重過剩不僅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至改革前的重工業主導型發展模式下凸現的一種結構性矛盾,我們毫無疑問必需要下大決心和大氣力去化解這一矛盾。
我們之所以要從一種歷史發展的角度去重新認識我國鋼鐵產能過剩問題,而不是再去更多重復當前輿論普遍指責的諸多現實癥結,絕不是要為鋼鐵產能過剩尋找借口,反而是要更深刻、更全面、更客觀地去思考和認識到――要解決當前凸顯的鋼鐵產能過剩矛盾,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非常艱巨和棘手的。因為,中國的鋼鐵產能過剩,不僅是一種積淀著特定歷史國情需求背景的、表現于當今的深層經濟結構性難題,還涉及到部分利益格局的再調整和某些社會穩定問題。
當前,面對經濟結構調整的難點和困惑,我們更要本著“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的實事求是態度,客觀認識我國鋼鐵產能過剩的歷史成因,順應新時期下的市場對鋼鐵產業發展的新需求、新變革。
對于當前的鋼鐵產能過剩,我們不能簡單地一昧指責,而要積極地從現實出發,每個地區、每個企業都應該切實從自身做起,自覺講求投資效益和效率,主動遵循市場供求規律;不再追求大而全,要努力發展優勢產品;不應僅僅指判他人,而要響應自律機制;不要局限于同一競爭,而要善于差異化經營……其實,化解我國鋼鐵產能過剩的有效辦法之一,就是努力踐行在維護共享大市場前提下的“自我約束”行為。否則,仍難以跳出“合成謬誤”的怪圈。
對于化解當前我國的鋼鐵產能過剩矛盾,我們不但要有一種更深的全面認識,還必需要有一種更新的自覺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