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中最重要的能源支撐，也是中國大氣環境污染最大的兇手。大氣污染總體分為煤煙型污染和機動車污染兩類，在中國主要是前者。

　　自今年7月上海市開始公布PM2.5試點數據以來，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學院辦公室主任蔣大和收錄每天的數據進行比較。他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7、8月份上海將近有一個半月的時間空氣質量較好，可見度高。這一方面和當時的風向有關，另一方面排放的污染物也有所減少。

　　“汽車的排放量沒有減少，工業排放量也沒有改變，但空氣質量確實好了，說明排放的標準確實有所提高。”蔣大和說。

　　在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短期內仍無法改變的同時，遏制煤炭污染，看上去也并非無計可施。

　　最重要污染源

　　2007年全國第一次污染源普查公報就顯示，燃煤電廠二氧化硫排放量占全國總排放量的40%以上，氮氧化物占33%以上。

　　Martec咨詢有限公司中國分公司能源電力總監曹寅稱，大型燃煤電廠的污染還并非最嚴重的，中國整體的發電煤耗水平已屬世界前列。

　　他告訴本報記者，中國現在是全世界100萬千瓦裝機數量最多的國家，全世界現有的44套機組，中國就有39套左右。“這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機組），它生產每度電所消耗的煤的克數非常低。”

　　但是，“我們不能光看大機組，在北方尤其是東北、西北等地，小型鍋爐排放很厲害。北方的冬季空氣差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風小，空氣流動差；二是供暖用的燃煤小鍋爐燒起來，甚至還有很多居民會自行燃煤進行取暖。”曹寅說，上述情況燃煤效率非常低，對大氣的污染可想而知。

　　煤炭雖然不受人歡迎，但絕對不是唯一污染源，是可以通過技術手段和產業鏈的調整把污染控制好。美國煤炭的發電量占整個國家發電量35%以上，但并不見得因為煤炭發電帶來很大的污染量。煤炭生產使用過程中，不能說有污染就一巴掌拍死，不切實際也不理智

　　目前，中國污染比較嚴重的區域主要是東部沿海地區，包括京津地區、長三角地區、珠三角地區三大工業城市群；還有華北平原的河南等地；以及四川、武漢、蘭州等大量燃煤工業聚集的城市。

　　“總體和經濟發展有對應關系，中國經濟發展最快的地方，相對污染也比較嚴重；越落后的地方污染相對越小。”南京大學大氣科學系教授劉紅年介紹說。

　　污染還不僅限于煤炭的燃燒。曹寅認為，煤炭污染的“大頭”反而是在利用前的開采、洗煤、運輸等過程中。

　　中國煤炭采集率僅30%，也就是說一噸的煤，能夠開采出來的也就只有300千克。

　　煤炭的精洗率也比世界平均水平還要低。精洗就是去除煤矸石等雜質并按照含硫量進行分類，保證運輸到電廠的煤含硫量比較低。同時對于電廠來說，這也可以延長設備的使用壽命。

　　洗煤之后產出的廢水和廢渣也需要及時處理。許多地方的河流受到污染，都與洗煤過程中的廢水，或者煤炭在堆場時候因為下雨澆濕了，滲出來的廢水沒有得到及時的治理有關。

　　洗煤也需要前期投入，中國尤其是大型洗煤廠的數量還不是很夠。

　　這和我國煤電經營的模式有關。目前我國煤電經營模式有兩種：一種是煤炭和用煤企業“兩條線”，就是說礦場負責開采后轉售給經銷商，經銷商再賣給生產企業；第二種是開采和發電一體化經營，像國電、華電等企業都是煤電一體化，從上游開始就自主經營。

　　“一體化的經營模式比較好，不會牽涉生產前、生產后各種利益。因為企業會考慮整體的經濟效益，通過洗煤、精選煤等步驟使鍋爐不受到損害，從而使其整體的產業鏈收益率最高。如果說從經銷商這邊走，當然不會顧慮那么多，煤炭有很多雜質也不會管。”曹寅說。

　　目前，電煤行業采取一體化經營方式的企業只占30%左右，比例還較低。

　　結構難調

　　那么，如果中國不徹底改變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環境質量是否就不可能有顯著的好轉呢？

　　本報記者采訪的專家均表示，能源結構關乎一個國家的歷史條件和能源稟賦，不是想改變就能改變，但環境質量卻可以通過技術和政策等多方的努力實現。

　　曹寅說，每一個國家用什么能源“打底”，都是有其歷史原因，是由國情決定的。

　　“法國多用核電，是因為其整個國家煤炭匱乏，不生產石油，也不想依靠來自俄羅斯的天然氣，故選擇核電；日本和韓國也是如此；沙特80%~90%都采用石油發電，價格昂貴，但是其國家不缺石油。”

　　中國的情況則是“缺油少氣”，且油氣開采成本很高，油氣對外依存率在56%左右，水電也和水資源有關系，發電量不穩定，做不到隨時能夠掌握發電量，余下的只有火電和核電。

　　“能源結構的改變不僅是錢的問題，不是說你有錢就可以用上清潔能源，這還要看國家自然資源稟賦。”曹寅表示，中長期來看，中國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不會發生改變。

　　并非無計可施

　　但煤炭的污染尚有許多削減余地。

　　把污染物集中在城市里面排放是最差的一種方式，劉紅年說，“污染物濃度雖然不是線性的比例關系，但可以想象，假設污染源減少20%，當地的排放量也幾乎對應減少20%。雖然污染物還是要排放到外地去，但有一個好處是，避免集中排放。”

　　大氣自身對污染物有一個容量，可以進行稀釋擴散。所以，并不是說一點都不能允許污染物排放，如果在一個污染程度比較小的地方進行適量排放，也不會對該地區污染物濃度造成太大影響。

　　劉紅年告訴本報記者，從全國范圍來看，改變污染狀況可能是非常艱巨的，但局部地區可以實現改善。比如北京市之前污染非常嚴重，但在采取了包括“煤轉氣”，首鋼等大型污染企業搬離市區的措施后，污染物指數下降非常明顯。

　　當然，產業遷出城市也需要規劃，比如說有些產業不能距離城市太遠，可以設置在該城市主導風向的下風方向等。但這也有可能會造成局部污染。

　　劉紅年認為，最主要的方法還是通過產業升級，將傳統的高能耗產業移出本國，以發展高新技術產業為主。

　　在曹寅看來，這個辦法在中國也未必行得通。

　　“產業結構的改變？發展高新科技產業還是用電，發電還是要用煤。有的高新科技產業用電量非常高。”但他也稱，對一些落后的高能耗產業確實需要淘汰，比如說過剩的玻璃產能、水泥產能、重化工等。還有相當部分企業、工廠的能耗是可以得到控制和大規模降低的。

　　“煤炭雖然不受人歡迎，但絕對不是唯一污染源，是可以通過技術手段和產業鏈的調整把污染控制好。美國煤炭的發電量占整個國家發電量35%以上，但并不見得因為煤炭發電帶來很大的污染量。煤炭生產使用過程中，不能說有污染就一巴掌拍死，不切實際也不理智。”曹寅說。

　　如果煤炭消耗總量無法改變，可以通過脫硫脫硝、提高除塵效率等手段來減少排放量。

　　這需要資金的投入。一般中型、大型電廠在脫硫脫硝等環保設施的投資就占到總投資的1/3左右，設備的運行也要花費成本，小電廠就可能無法支付這一成本。近年來，國家已經陸續取消十萬千瓦以下的小型發電機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