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民營企業、頗有見識的企業家以及活躍的民間融資網絡一直都是長三角繁榮的原動力所在。但如今，這卻有可能成為一個薄弱環節。

　　富庶的長三角，如今已然成為不良貸款的高發地。以國內各區域統計不良貸款的前六大中資銀行而言，長三角占了這些銀行不良貸款的三分之一

　　輕浮之于生活，是米蘭昆德拉筆下的“生命難以承受之輕”。對于長三角地區的銀行而言，猶如“蝕骨之痛”的信貸危機，如今同樣是難以承受之重。

　　“從2013年下半年開始，農行已明顯感受到長江三角洲一帶不良貸款反彈的壓力，特別是在制造業和鋼貿企業。”中國農業銀行風險管理總監宋先平表示。

　　某股份制銀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管理人士向《國際金融報》記者透露：“我們在長三角地區的一家分行，2013年實現的利潤還不足年度規劃利潤的2%。”據該人士分析，主要原因是該分行有規模較大的不良貸款需要沖抵，直接導致其所在銀行全行年度實現利潤低于計劃。

　　長三角地區涵蓋了中國的金融中心上海，以及浙江、江蘇兩個東部省份。2012年，該地區出口占到了中國總出口的1/2，吸引了57%的外商直接投資。

　　曾幾何時，長三角的經濟發展速度在全國首屈一指，但是“高收益往往伴隨著高風險”：上個月，上海超日太陽(1.91, 0.00, 0.00%)能的公司債無法按期全額支付利息后，長三角因此有了中國國內債券違約首例的紀錄。而在上周，浙江的華特斯聚合物科技公司破產重組已被法院受理，公司的私募債面臨兌付危機。債務違約高企使得長三角地區儼然成為信貸風險之源，究竟風險因何引爆?又為銀行業帶來哪些反思?

　　不良貸款占全國1/3

　　富庶一如長三角地區，可能做夢也想不到昔日的經濟動力源(11.12, -0.12, -1.07%)泉，如今正承受著巨額的不良貸款之“重”。

　　據記者了解，除中行、交行、興業及浦發4家銀行未披露具體數據外，其他8家銀行(工行、建行、農行、招行、中信、民生、平安、光大)的長三角地區(部分銀行披露的華東地區)不良貸款余額共計1161.74億元，而這8家銀行不良貸款余額共計3360.06億元，也就是說不良貸款的1/3集中在長三角地區。

　　“假定其他銀行的不良貸款分布情況與這8家銀行類似，以此估計，長三角地區不良貸款余額可能接近2000億元。”上海財經大學現代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奚君羊告訴記者。

　　而在銀行的不良貸款報表中，某國有銀行長三角地區分行給出的壞成績最為“驚人”。數據顯示，這家銀行在長三角的五家一級分行的貸款及墊款余額在全行占比為20.74%，不良貸款卻占了全行的48%。而在2012年，該比重只有44.15%。

　　與此同時，工商銀行去年在該區域累積的不良貸款余額為154.65億元、不良貸款率為0.80%、占全行不良貸款比重為20.74%，而在今年這三個數據分別來了個“大躍進”，分別達到了225.68億元、1.09%、24.09%。

　　對一些經營策略相對激進的股份制銀行來說，在長三角地區遇到的問題要更大。去年，招商銀行(9.87, -0.07, -0.70%)的不良貸款增量中，有73%集中在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及海西地區，其中長三角地區貸款不良率從1.05%增至1.81%。

　　一般來說，經濟發達地區的資金需求大，貸款多，壞賬規模自然就大。但記者卻從這一系列數據中發現，長三角地區的銀行壞賬比例與信貸比例并不同步。比如從某國有銀行的數據看，該行在長三角的貸款只占全行1/5，但不良貸款余額卻占了全行近一半。這又是為何?

　　奚君羊向記者解釋：“這意味著長三角地區銀行壞賬的比率很高，債務風險明顯高于全國的平均水平。目前，長三角地區集中著大量的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受經濟下滑不利影響最嚴重的，又恰恰主要是這些企業。受當前經濟形勢影響，長三角地區民營企業、中小企業的經營風險已迅速傳導到銀行業。與此同時，長三角地區敏感行業也比較多，比如鋼貿，鋼貿交易的中心就在長三角一帶。”

　　此外，奚君羊表示，長三角地區高比率的房產貸、民間借貸也暗潮洶涌。“民間借貸的資金多多少少都會與銀行的資金有瓜葛，其通過各種渠道，向銀行進行資金的借貸。所以民間借貸出問題也會給長三角地區的銀行壞賬又添上一筆不小的新賬。”

　　制造業成“重災區”

　　從已經公布業績的各家銀行年報中可以看出，以長三角為主的銀行不良貸款上升的“重災區”，依舊是制造業、批發和零售業兩大行業領域，尤其是鋼貿。

　　工商銀行年報顯示，在去年底該銀行的公司類不良貸款余額為732.53億元的情況下，制造業不良率達到1.82%;而農業銀行的數據顯示，2013年末，該行制造業不良貸款為393.16億元，占不良貸款額比重的55%，不良率為2.86%。

　　此外，制造業不良貸款在股份制銀行也持續高企。以平安銀行(10.95, -0.04, -0.36%)為例，其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和商業不良貸款占不良貸款總額的63%。與此同時，浦發銀行(9.70, -0.04, -0.41%)稱，2013年末該行制造業貸款3798.83億元，占比21.50%，不良率為1.60%。

　　“行業分布上，新增不良貸款應該比較集中于那些產能過剩行業(如煤炭、光伏)，以及貸款抵押物缺乏，或抵押物價值不穩定的行業(如貿易、零售等)。”國內一家大行信貸部負責人分析指出。

　　在嘉興經營皮革生意的王先生告訴《國際金融報》記者，“現在從事制造業的利潤實在低得可憐。”他為記者算了一筆賬：“像傳統制造業的工人工資，一般年薪4萬元左右，15名工人每年人力成本就要60萬元左右。一些制造設備需要計提固定資產折舊。除此之外，還要扣除場地租金，對于小型制造企業而言，一年租金至少十余萬，銀行貸款利息也有十余萬，90萬元被工資、折舊、租金、利息抵扣，現在原材料的價格又在上漲，這樣算下來基本沒有利潤可言。”

　　同樣“遇難”的還有蘇浙不少地區縣市。在京杭大運河的東岸仍屹立著一群白墻紅瓦的傳統房屋，而這條大運河連接蘇州中心和一度繁榮興旺的紡織中心吳江，這里一度到處是工廠和建筑工地。

　　“原材料價格在上漲，產品價格反而在下降。利潤的空間越來越小了。”吳江市品信紡織科技有限公司銷售經理朱東陽告訴記者，現在的制造業實在是不景氣。

　　而在所有制造業中，牽涉面廣、資金量巨大的鋼貿信貸的“崩潰”儼然是長三角地區銀行難以言說的“痛楚”。

　　馬年春節剛過，上海鋼貿企業便開始“崩盤”。先是“鋼貿大王”肖家守旗下近10億資產被查封凍結。隨后，另一個鋼貿大佬周華瑞遭多家銀行的訴訟，涉事案件多達十余起。

　　從已披露的銀行年報來看，2013年資產質量變化受累于鋼貿業務風險的擴散。有銀行表示，如剔除鋼貿因素，銀行資產質量總體平穩。而銀行也在加大鋼貿行業不良貸款的催收，如通過訴訟等方式。

　　上海高級法院的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上海法院共受理一審涉及鋼貿金融商事糾紛案件約3700件，同比增長約5.5倍，收案標的金額達到了230億元，占去年金融商事糾紛案件標的總金額的51.4%，同比增長約3.4倍。

　　不僅是上海，蘇浙地區鋼貿企業日子也同樣“難過”。無錫帶鋼貿易協會會長裴曉春在接受采訪時直言：“近年來鋼鐵行業供大于求、市場低迷，鋼貿業景氣度也隨之下滑，最多的時候，全國有幾十萬家鋼貿商，而這些鋼貿行業大多有‘散、小、亂’的特點，在此背景下，個別鋼貿商因違規操作而帶來的企業資金斷裂、老板跑路等現象屢見不鮮。”

　　“除去鋼貿企業本身亂象之外，銀行在貸款審核上的投機和風險控制意識的薄弱，是造成鋼貿危機的另一大主因。”某銀行的小微企業信貸部經理劉琦說。這位信貸部經理接觸過上海地區鋼材交易市場、貿易商以及各銀行負責信貸的內部人士，深諳“聯貸聯保”這種融資模式的風險。

　　所謂“聯貸聯保”是通過將3-5個鋼貿企業結成小組，聯合向銀行提出授信，每個企業均對貸款承擔連帶擔保責任，以降低貸款風險。在過往鋼貿火爆的時候，這種方式非常受銀行歡迎，劉琦認為這種融資模式本身沒問題，但產品嫁接到鋼貿圈里，忽略了行業系統性風險的隱患，儼然和銀行之間形成“連坐”關系。

　　“像制造業、零售批發業這些行業對原材料的依賴非常強，容易受到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影響。包括像鋼貿行業往往是產能過剩的行業，在以前中國經濟單邊上行的時候，建筑材料、鋼鐵行業這些基礎行業的需求非常旺盛，所以銀行對其各方面的投入就會大量增加。這中間，銀行很容易出現只重視眼前利益而缺少合理規劃、過度投資、忽視風險的情況。而一旦宏觀經濟出現下滑的跡象，大量投資就會找不到出路，這些行業的不良貸款就會在銀行積累巨額的壞賬。”奚君羊表示。

　　銀行“自律”恐難

　　在不良貸款的重壓之下，各大銀行紛紛加大了不良資產處置的力度。

　　在2013年業績報告中，有一個數字增長明顯引人注目。據記者統計，12家已公布年報的銀行2013年共計核銷(或核銷和轉出)不良貸款797.02億元，比2012年核銷規模增長143%。

　　其中，五大行的貸款核銷力度遠高于股份制銀行。五大行中，工農中建交貸款核銷金額分別為165億元、97.84億元、90.96億元、117.41億元和118.1億元。除工商銀行核銷額少于不良貸款增長外，其余4家銀行貸款核銷均高于不良貸款增長。

　　股份制銀行中也有大手筆核銷不良貸款。如民生銀行核銷不良貸款40.49億元，比2012年核銷額增長115%，同時在貸款損失準備中報告期轉出72.54億元。中信銀行核銷貸款53.05億元，接近2012年的7.5倍，但仍然沒有趕上不良貸款增長速度。

　　“針對不良貸款，中信正在做出很大的努力。特別是長三角地區鋼貿貸款風險集中爆發，我們第一時間派專人指導有關分行做核銷措施、打包轉讓，力爭減少資產損失。此外，及時調整授信政策，對風險進行現場檢查和分行的自我排查，查找隱患，提前采取相關措施，防止相關系統性風險。與此同時，緊密圍繞核心廠商開展鋼貿企業授信，禁止借用聯保互保方式套用資金，以確保資金來源。”中信銀行副行長蘇國新表示。

　　而今，本就存在“融資難”問題的中小企業在銀行“慎之又慎”的態度下，又將面臨無處貸款的問題。“在銀行信貸緊縮的市場背景下，中小企業可能面臨更多債務違約的市場風險。”同策咨詢研究部總監張宏偉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

　　所有貸款違約中，有1/3來自長三角地區，那么對于這個地區的中小企業來說獲取信貸也變得越來越難。

　　“一直以來，從緊的貨幣政策，再加上2011年溫州出現的民間借貸危機，造成了銀行不良貸款率直線上升，銀行也出現了‘錢緊’，在此情況下，銀行惟一能做的就是壓縮企業貸款規模，進而出現嚴重的抽貸、壓貸現象，中小企業資金鏈由此斷裂。”中國中小企業協會副會長周德文表示。

　　“銀行越這樣做，那么企業就越還不了錢，甚至更不想還錢。這實際上是一種惡性循環。”周德文稱。

　　奚君羊也認為，從宏觀角度來看確實存在這樣的矛盾。“在經濟上升周期，銀行大量放貸，這些企業的盈利能力驚人，銀行貸出很容易得到回報，不用承擔什么風險與壓力。所以，在經濟上行階段，銀行為了自身利益，在缺乏規劃的情況下，明知投資過度，還會繼續投資。而等到經濟下滑的時候，銀行本來應該提供資金幫助這些企業渡過資金緊缺的難關，銀行這時候往往從自身短期利益考慮，開始收縮貸款，因為銀行也害怕自己的舊賬還沒收回，又欠新賬，所以不但不貸款給這些企業，反而又加緊回收，這樣企業就更還不上錢。”

　　“從理論上來說銀行應該反思，但從實際上來看銀行是做不到的，因為銀行很難把握宏觀經濟的脈絡，長期習慣于只看眼前利益，讓銀行業形成了一種簡單的思維，那就是利潤高就貸款，利潤低或者風險大就不放貸。所以理論上銀行應該注意逆周期的業務安排，但就實際上來看很難做到，銀行要考核業績，年報、半年報等一系列業績考核制度讓銀行不會愿意承受風險。”奚君羊稱。

　　在奚君羊看來，這個責任應該由央行[微博]來承擔。“經濟過熱的時期，央行使用緊縮的貨幣政策，而在經濟出現下滑的時候，央行要逆周期運作，利用寬松的貨幣政策讓銀行有足夠的資金去貸放，幫助出現問題的企業，解決其流動性緊張的難題。對于這種逆周期運作的要求，目前只有央行能夠做到，銀行業這種行為應該通過央行的貨幣政策來影響，要求銀行業‘自律’可能非常難。”

　　而在周德文看來，大量小微銀行才是中小企業的資金池，能夠最大程度上滿足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的需求。“小微銀行資金規模小，無力駕馭大項目，中小企業是他們的最佳服務對象。小微銀行多為區域性的，比大銀行更能掌握當地企業的信用與經營狀況，從而能夠保證信貸的成功率。這樣既能一方面滿足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另一方面又能控制不良貸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