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能過剩已經成為困擾中國經濟的最大挑戰之一。目前，發改委、工信部、國土部和環保部等幾部委正聯合調研制定化解產能過剩總體方案，重點將解決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和造船等行業產能過剩問題，這標志著“去產能化”大幕正式拉開。“宜疏不宜堵”，借鑒美日等發達國家成熟經驗，有序向外轉移產能可能是化解產能過剩的長效機制。

　　產能周期制約著經濟復蘇的可持續性。從產能周期角度來看，目前中國正在消化2010-2011年大規模投資釋放的產能，且房地產、地方投融資平臺對實體經濟的擠壓持續存在：我國產能過剩行業已從鋼鐵、有色金屬、建材、化工、造船等傳統行業擴展到風電、光伏、碳纖維等新興產業，許多行業產能利用率不足75%，處于嚴重過剩當中，有的處于絕對過剩狀態。與此同時，盡管產能呈現大面積過剩，但過剩行業的投資仍在增長，而且大部分為現有水平的重復投資，新的中低端產能繼續積累，不能指望在未消化完過剩產能的前提下開啟新一輪產能周期。

　　“產能過剩”并非中國獨有，巴塔耶在1949年的《消耗》一書中指出，任何增長都是有限制的，在個體的增長觸及到極限后，它就不得不將原本用于增長的過剩的能量消耗掉，保持自己不致崩潰。當年，美國馬歇爾計劃和日本制造業產能輸出正是依靠產能的釋放保持了美日經濟系統的平衡。

　　1948年4月，美國國會通過了《對外援助法案》，美國用其生產過剩的物資援助歐洲國家，“馬歇爾計劃”開始實施。拋開“馬歇爾計劃”控制西歐的戰略意圖不談，單就計劃本身就實現了“雙贏”：馬歇爾計劃實施期間，西歐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25%，不僅促進了西歐聯合，邁出了走向歐洲一體化的第一步，更為重要的是，“馬歇爾計劃”及時消化了美國自身的過剩產能，鎖定了歐洲的后續采購方向。由于該計劃把信貸援助轉化為商品輸出，刺激了美國的工業生產和對外貿易，為保持戰后美國的經濟繁榮發揮了積極作用。

　　20世紀60-70年代，為了緩解國內制造業的過剩產能，日本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投資采取了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順貿易偏向的投資戰略。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受日元升值的影響，日本國內傳統制造業企業加快對亞洲“四小龍”(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和新加坡)、東亞和中國等國家和地區的海外投資，向海外轉移過剩產能。在此過程中，日本不僅形成了母國與投資國之間垂直分工，帶動本國技術和設備出口，而且通過大規模地進行海外投資，使其制造業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轉向了具有高附加值的金屬工業、化學與機械工業。從不同時期日本制造業對外投資的重點產業領域看，對外投資額排在前三位的產業，在1969-1973年間是紡織、化學和鐵及非鐵金屬；1978-1984年間是鐵及非鐵金屬、化學和電氣機械；1986-1989年間是電氣機械、運輸機械和化學。可以發現，上述制造業行業在相應時期大多已進入產業發展的成熟階段，在國內市場上開始面臨過度競爭、生產過剩等問題，而通過向海外產業轉移，無疑有助于過剩產能的消化并推動這些產業的優化升級。

　　如果從上述視野來審視當前產能過剩問題，將我們目前認定的產能過剩行業進一步細分，可以更客觀、科學地尋求解決產能過剩的新途徑和可能性。毫無疑問，當前中國調整制造業結構、淘汰落后產能、加快產業整體升級勢在必行。每次大危機都是一次重新“洗牌”的過程，未來在全球產業格局調整過程中，將按照國際分工價值鏈進行產業布局的重新分布優化。中國要實現在國際分工體系中“低位保持、中位擴張和高位滲透”的目標：

　　首先，對于紡織、鞋帽等傳統的產能過剩行業，可以通過“走出去”在其他國家生產、當地銷售或出口產品，繞過相關國家的貿易壁壘；

　　其次，加快汽車業等行業的過剩產能輸出，加快占領新興市場迫在眉睫。目前，中國汽車產能“結構性過剩”嚴重，自2011年以來，中國汽車業進入增速回落期，而汽車業產能卻進入爆發式增長時期，預計2015年中國汽車產能將達到3250萬輛。因此，加快汽車業“走出去”，占領非洲、亞洲和拉美等迅速增長的新興市場意義重大；

　　最后，在產能過剩的風電設備、多晶硅、光伏太陽能電池等新興行業，可以通過發展“技術追趕型”對外直接投資，充分利用發達國家先進技術集聚地的反向技術外溢，促進企業技術升級和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從而有利于國內相關行業的結構升級。

　　從時間周期看，中國的“產能過剩”問題很難在短期內有所緩解，因此，積極主動的創造外需，加快中國產業資本走出去，推進“產能輸出”戰略，不僅可以緩解內部供需矛盾，也必將為中國全球化發展帶來新的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