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大宗商品大幅走低，基建類商品如鋼材和焦炭跌幅尤甚，顯示出金融市場對新措施的不安和躁動。

　　一般而言，房地產調控對房價和大宗商品價格的影響類似。大宗商品價格源于期貨定價，公開、對稱、透明且具有前瞻性，房價周期則更長，一般長達數年，屬于大宗商品的終端，但二者本質上類似，大趨勢上看步伐也基本一致。房價和大宗商品價格之間價格聯動內涵很深，中間有很多個傳遞環節，主要環節就是產業鏈。房屋市場處于多條產業鏈的終端，這些產業鏈包括建材、家電甚至汽車等，而這些產業鏈的上游基本上都是大宗商品，因此房屋市場的變動牽一發而動全身，最終會對大宗商品構成影響。

　　從歷次房地產調控結果來看，房屋價格最終都沒有調下來；發自2010年的“新國十條”一度導致去年全國大中城市房屋價格全線回落，但年底卻又快速上揚。那么，與當時相比，目前的市場環境有哪些改變呢？

　　第一個環境差異來自房屋市場內部。在2010年開始調控時，三四線城市房屋建設快速增長，但到去年年底，不少消息認為三四線城市由于配套設施和就業等跟不上步伐，房屋市場風險比一二線城市更高，這一次漲價潮更多地也是在一二線城市中出現。從而不利于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盡管房屋價格上漲，但由于三四線城市風險顯露，全國整體房屋開工增速將會繼續放緩，甚至收縮，而新屋開工面積則可能加速下滑。這對于大宗商品需求乃至國民經濟放緩均有很大影響。因此，即便不進行房地產調控，大宗商品價格上漲空間也不大。

　　第二個環境差異來自經濟層面。2010年全國經濟較好，但目前經濟增速下滑至8%已成為共識；而基建類行業和家電行業疲弱態勢已非常明顯。更大風險則是不排除后期房屋市場疲弱和經濟疲弱互相循環的可能，即經濟結構轉型還沒有完成，而房價又居高不下，經濟下行潛力可能還沒有結束。去年年底的經濟數據好轉實際上是來自季節性訂單和補庫作用，但這個相互循環則是結構性的，類似于自然規律難以避免。這也是去年經濟增速快速放緩的一個主要原因，后期不排除進一步擴大的可能。

　　第三個環境差異則是對經濟改革措施、新型城鎮化、居民財富分配制度、貧富差距、稅制改革等的期待。房產稅等作為調節貧富差距的一個重要稅制正處于風口浪尖，從未來地方土地收入前景持續弱化來看，預計房產稅在不久的將來會擴大征收范圍以對沖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下滑趨勢，這一次“新國五條”也明確提到了房產稅擴大試點。

　　理論上講，房地產行業發展取決于房屋保有量、價格、城鎮化水平、居民財富和經濟發展等因素。對于這些數據，市場上討論較為充分。整體印象是房屋需求缺口確實存在，但房價高企超出了農民工的購房能力，且危及國民消費水平。由于缺乏中低家庭居民財富和負債率數據，筆者根據央行資產負債表大致估算：截止到2012年底，所有居民存款約40萬億元，而貸款則為16萬億元，根據“二八規則”，即20%的居民擁有80%的財富，那么中低收入家庭居民負債率超過200%，如果貧富差距更大，則中低收入家庭負債率更高。

　　預計“兩會”前后房地產調控措施將逐步出臺，且去年熱議的新型城鎮化也將在“兩會”期間揭曉。就大宗商品來講，我們的整體看法是房價過快上漲可能對大宗商品價格長期走勢構成傷害，短期來看房地產調控則是大宗商品價格下滑的重要原因。由于“兩會政策”的不確定性和價格下行已經過多，短期可能面臨震蕩，但大勢來看空頭優勢明顯。可能更值得關注的是這次“國五條”引發的大宗商品下跌會不會導致一輪新的經濟調整或者是經濟危機。